引子

我从没有见过我的爷爷和奶奶，因为在我出生以前，爷爷就被政府镇压了，奶奶则不堪没完没了的批斗，也在我出生的头六年自缢身亡。自小我就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他们非但没有带给我们这个家庭一丝荣耀和丁点儿财富，并且留给我们的是多年挥之不去的心灵创伤和情感耻辱。所以在任何场所我从不向人谈论我的爷爷和奶奶，我对他们了解不多，也根本不想去了解他们。

心灵和情感上的压力更容易使一个人的性格和内心世界发生扭曲或变异，但是人的智商更多是来源于遗传，这种压力对于智商的高低肯定影响不大。这个结论是我对自己多年总结的结果，并且我也多次有意或者无意地将这个结论去印证别人，觉得这个结论竟是异常地正确。

我自认为自己的智商不错，要不为什么我能轻易地考上别人梦寐以求的大学，要不为什么单位的许多工作我都能轻松地胜任，并且都能做得出类拔粹，让许多人拍案叫绝。但是我的工作成绩并未能博得领导的欢心和赏识，要不为什么我周围那些除了会逢迎拍马其他方面可以说是一无是处的人一个个都坐飞机似地当上了或大或小的干部，而我至今仍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科员。现在这个社会，一个人有无能耐得由他是否当官或者是否有钱来评判，智商是能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照常理，智商越高则能耐越大，则要么官当得越大或者钱赚得越多。可我除了有一个高的智商能将任何工作都做得顶呱呱外，要官无官，论钱无钱。巨大的反差使我意志消沉，而意志消沉又使我整日怨天尤人，最终我竟将所有的不幸都怪罪于我的爷爷和奶奶――他们遗传给我一个聪明的脑袋，却留给我永远挥之不去的自卑和畏缩。

我确实有怀才不遇的意思，这个不能示人的心思除了妻子知道外，其他人难得知道一点儿蛛丝马迹，但是除了在对儿子的教育和家务方面尽力为我担当,责任以外，其他方面她也无能为力。更多的时候她除了单调地劝我想开一点儿外，她也不能说出有说服力的词或者事来使我变得轻松。我仍每天昏昏噩噩，长吁短叹。但是今年清明节的前一个星期，妻子却对我说：“到祖坟上烧烧香吧。”我无言地看了看她，内心里觉得她的话有道理。最近几年人们淡化了春节、端午和中秋，却将清明祭祖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特别是那些有了一官半职的，再忙也会请上一天假，到先人的坟上烧上几柱香磕上几个头，回来后马上象吃了兴奋剂，说话做事都较以前判若两人。难道死去的先人真的能给后人以精神力量？当时我确实有点心动，但是我的先人在哪呢？父母亲在遥远的江夏县城活得好好的，岳父岳母身体壮实得很，到现在还没有退休，外公和外婆埋在哪里我压根不知道……我努力在脑子里搜寻与我有血缘关系的前辈，几乎是绞尽脑汁，最终我能记得的只有爷爷和奶奶的那两座孤零零的土坟。我叹了口气，失望地摇摇头。妻子不知个中缘由，在一旁鼓励我：“心诚则灵的，向祖宗讨个吉利平安也好。”我抬头看看妻子，她正深情地看着我。她不知道爷爷和奶奶是怎么死的，绝不会故意往我流血的心里洒盐。我笑了笑，冲她点点头。于是在二零零零年清明节的头一天我向单位请了一天的公休假，下决心到爷爷奶奶的坟上去看看。虽然最近一段时间单位里的事情很多，办公室主任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说句良心话，他也没有拒绝我的理由――我在这个单位工作了十五年，还曾没有休过一天公休。

爷爷和奶奶的坟在江夏县安子乡东边的棺山脚下。安子乡离省城有整四个小时的路程，横贯中华大地南北的107国道象一条黑色的巨蛇，在安子镇和棺山之间一穿而过。江夏县外称多丘陵，实则多水泽，曲指一数，东有粱子湖，西有鲁湖，北有涉湖，南有斧头湖，至于大大小小的湖汊河弯更是多不胜数，所以自古有鱼米之乡的美称。安子乡身处江夏县腹地，水面多于地面，港汊湖弯密如蛛网，自古平民百姓就依水而居，据水求食，自给自足的日子虽过得并不算富裕，却也很少闹过饥荒。解放前安子乡出土匪可是出了名的，不说清末的范万之杀人如麻，单是1938年后聚啸鲁湖周围的周小山亦让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奈何不得，多次进剿丢盔弃甲，最终只是凭借毒气弹才将他俘到据点里，算是少了一个对头。安子乡在外面人的记忆里没什么印象，但说到周小山，方园几十里很少有人不晓，既使到现在人们谈起他仍津津有味。我对安子乡从没有好的印象，要不我为什么在八岁时随父亲搬到县城后再也没有踏上这片土地。但是没有好印象的具体缘由我也说不清道不明，我只感觉内心里有一种沉沉的压抑，时时让我喘不过气。

下了公共汽车，我勿勿买了一些鞭炮、钱纸和香烛，低了头往不远处的棺山走，虽然现在的我与三十年前的我相比已变得面目全非，我仍担心有人会冷不丁地认出我来。棺山其实只能算得上是一个小山包，在我的记忆里，光秃秃的山体上漫山遍野是齐膝高的荆棘和茅草，其它别无长物。现在这个季节嫩黄的茅草尖才稀稀拉拉地从深竭色的地面探出头来，而荆棘的枝头上叶苞都还未长圆实，所以整个棺山象哪位水彩画家不经意将洗过画笔的脏水淋在了山体上，色彩斑驳，光怪陆离，整个看上去怪模怪样。山腰下一圈零零散散的都是大小不一的坟堆，从小我就知道这些坟是野坟，埋着的全是饿死的要饭的、打死的强盗或是没有成形就早夭的婴儿。小的时候我常与小伙伴们一块到棺山脚下放牛，说起大话时谁的胆子都比天大，可就是没人敢往那些乱坟岗子上走一圈。来时在车上就看见道路两旁有许许多多在荒山野岭忙着祭奠先人的人群，青烟缭绕，鞭炮声不绝，可是眼前除了远处的水塘边有一头瘦骨嶙峋的水牛在埋头吃草外，再也看不见一个活物。即使是春天里，棺山脚下的一切仍象我记忆中的一样阴森可怖。隔着那一大片正开得如火如涂的油菜地，我一眼就认出了爷爷和奶奶的坟包，但是我的第一感觉竟觉得那两座唯一紧挨着的坟包较我记忆中的小了许多。我在油菜地的地埂上站了一刻，借以放松一下陡然降临的压抑。这种不可名状的感觉我太熟悉了，自我知道我的爷爷是被政府镇压那一刻就有的，活生生地伴随了我几十年，只是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因为我不仅感到喘不过气，而且觉得有点目炫。足足站了五分钟后我才敢往前挪动脚步。

我半蹲在爷爷奶奶的坟前，凝视着眼前这两堆既熟悉又佰生的黄土，喉头竟一阵阵地发苦。我很快点着了钱纸，又借钱纸燃起的火苗点着了香烛，缓缓插在爷爷和奶奶的坟头。青烟缭绕中，我的心情竟变得十分虔诚和敬畏，动作也显得凝重。开始我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慢慢地我就感到平静释然了，毕竟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他们的血液，这是客观现实，不是凭个人的好恶就能剔除这种天生的血缘关系的。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血浓于水这句话的含义。于是我一根根小心地拔去坟堆上的野草和荆棘，即使坟堆上的鼠洞和蛇洞也用泥块一个个堵严实。我的手上沾满了泥土，被野刺划出了一道道血痕也不知道疼痛。暖洋洋的太阳光象一只巨大的手掌，温暖地轻抚着大地上的一切，我觉得周身暖烘烘的。最后我点着了鞭炮。震耳欲聋的鞭炮声震憾着沉寂的原野，也唤醒了我的那颗几近麻木的心灵。

“跪下磕个头吧。”原野又变得沉寂的时候一个苍老的声音突然在我的身后说。我回过头发现一个面容清癯、衣着破旧的老汉正咧着没有牙齿的嘴巴看着我。他骨节粗大的手上拿着一根没了皮的树枝，那头瘦削的老水牛不知什么时候已踱到那片油菜地的田埂上正专心致志地吃草。“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严先生的后人？”

我有点儿警惕地看着他，犹豫了一刻才点了下头。

“那更应该跪下磕头。”老汉的脸色变得严肃，语气也有明显责怪的意思。

身份被一个不熟悉的人轻易窥破我就有点儿不舒服，现在他竟以这种不容置疑的口气对我发号施令更让我不能忍受。内心里我对自己说：我是应该向爷爷奶奶下跪，但我绝不在这个我不了认识的老汉面前下跪。

老汉见我态度坚决，没有下跪的意思，表情立马变得气愤，他摇摇头，又长长地叹一口气，径直走到坟前缓缓跪下，歉疚地说“严先生，我又来看你老人家了，只是家里太穷，没钱买香烛纸钱供奉你老人家，请多抱涵。”然后老汉在满是碎石的地面上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老汉站起身后，额头上还沾着泥土和茅草，但他没拿正眼看我一下，倒背着手沿着那条田埂一步一晃地走了。那头老水牛停止了吃草，充满灵性地慢腾腾地紧跟在他的身后。身后那老汉丢下一句幽长沉重的叹息：“不肖子孙呀。”

我呆望着老汉走出老远，我不明白他的话，我怎么就成了不肖子孙呢？我原本释然的心又变得象铅一样重。这一刻我竟有了一种不能抗拒的冲动：我得到县城去问问父亲，爷爷和奶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才几个月的时间没见面，父亲竟显得异常苍老，神情也更加忧郁。听说我到爷爷奶奶的坟上去过后，他的表情非常吃惊，继而听我述叙完放牛老汉讲的话后，一直沉默的他竟流下两行混浊的老泪。最后他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怎么说得清楚呢？我说你爷爷奶奶是好人又有谁相信呢？”

说句良心话，自小我就有点小瞧自己的父亲，他的性格就象他每天鞠着的腰身，从来都是扭曲着的，没见过伸展过。以前属“土匪崽子”，被人欺负，落实政策后到县文化局端上了铁饭碗，他仍被人瞧不起。自小不管撞了多大的祸，他从没有打过我，连大声训斥的时候也没有过，但是我在外面被人欺负时，他也从来没有站出来呵护过我。自小我就敢与他犟嘴，并且时不时故意做出些恶作剧气他。听了他这句完全是替自己开脱的话，我不满地看着他，尖刻地说：“别人相不相信有多大不得了，关键是你自己要相信，因为只有你的血管里流着他们的血。”

我的话竟象子弹一样击中了父亲，他怔怔地看着我，胸部急促地起伏，我看见血液从他的胸腔里迸发，涌过青筋暴露的脖子，将黧黑的脸膛涨得彤红。足足二分钟后，他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吼出来：“放你妈的屁。你懂得什么？老子说你爷爷是共产党你相信吗？老子说你爷爷曾参加过鄂南暴动你相信吗？呸！你认为到坟上烧了柱香，磕了一个头就有资格来教训老子了。”

我曾没有见父亲发过如些大的火，一时被吓呆了。母亲将我拉到房里，埋怨我：“你怎么说你爸都可以，只是在你爷爷这件事上你是不该说他的。你不知道的，他从来不承认你爷爷是坏人，但是那时候能象现在一样敢大摇大摆地去上坟、烧香、磕头吗？别看你爸平日里话少，他的心里比谁都清楚明了。”

话虽这么说，但我心里仍不服气：若是家庭的耻辱当然可以不去，但是如果清楚爷爷是好人为什么又不敢理直气壮呢？虽然共产党经常说“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过一个坏人”，但若真是杀错了还是可以平反昭雪的。

我没吃晚饭，父亲也没有吃晚饭，大家都蒙头大睡。谁知睡到半夜两点半钟时父亲将我摇醒了，我睡眼蒙胧地坐在客厅里，看见父亲面前的烟缸里的烟头堆得老高，他一定坐了很久。他又重新点着根烟，看着我说：“几十年了，我的心里都要憋出茧子了，要不是你今天说到我的痛处，我还得憋下去。你愿意听我讲吗？”于是在天亮前这段漫长的时间里，父亲脸色凝重地缓缓地向我讲了爷爷奶奶，也讲了他不堪回首的过去，他的思绪象手上袅袅升腾的青烟，不绝如缕……讲完后他又摇摇头说：“我讲的只是一鳞半爪，有时间的话，你可回家铺走走。”

我的心随着父亲的讲述而剧烈震撼，直觉全身血脉马上要从血管里喷张出来。于是在第二天我又向单位请了长假，理由谁都不能拒绝：寻找我的爷爷。

　　　　　　　 一

我的爷爷名叫严文强，一八九八年正月初五出生于江夏县安子乡严家铺村，祖上几辈都知书识礼，在方圆几十里素有“书斋人家”的美誉。严家铺在安子乡的西北方向，不到八华里的距离，面朝碧波万倾的鲁湖，背依怪石嶙峋的金石山，也可称得上是山青水秀，物华天美。村里的人家一多半以打鱼为生，另一小半则以种田养家糊口。我们家以文为本，既有田地也有渔船，几辈子人苦心经营，到光绪年间已是村子里屈指可数的旺户。爷爷的父亲叫严世达，听说在汉口读过洋学堂，辛亥年间张之洞在安子乡南边开办安子煤矿时曾任过三年副总工程师，其知识渊博，办事干练，在后来编纂的《江夏人物志》里也有记载。在这里我想说一说安子煤矿。这个煤矿从辛亥年间开始开办，到日本人投降时都非常兴旺。当初开办这个煤矿的目的在于解决大武汉的燃煤问题，那时候北方多煤，但是距离太远，豆腐也就盘成了肉价钱，从成本上来说是不合算的，所以当初发现这个地方有煤时，张之洞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出发，亲自主持了这个煤矿的开发。只是日本人不是好东西，他们投降那年竟放了一把大火，使整个煤矿烧成了一片废墟，只剩下一口黑咕隆咚深不见底的枯井。小的时候我们常往这矿井里扔石头，但是再大的石头扔进去也听不到石头到底的回声，足见这矿井之深。一九六九年的时候，为了响应毛泽东主席“扭转北煤南运”的号召，国家投资在这里重新办起了安子煤矿。几乎是一夜间的事情，井架竖起来了，铁轨也铺好了，原本冷落的安子乡街道上有了许多戴黑色安全帽的采煤工人。第一节矿车从矿井里驶出来时整个安子乡的男女老幼几乎都跑去看了，但是让人惊得目瞪口呆的是卸下的不是乌黑发亮的煤碳，而是几个裹满乌黑煤泥的巨大怪物。工人们忙碌着用高压水枪将这怪物冲洗干净后，人们发现这家伙竟是用黄铜铸的，上面刻有谁也不认识的洋文。有几个曾在井下挖过煤的老人得意地向吃惊的人们介绍，这是“金蛤蟆”，就是现在我们说的水泵，是张之洞从英国买来的，别看这家伙笨头笨脑的，却是正儿八经的洋货。后来从井下又运出了不少的矿渣，灰白色的大小石块里面夹杂着许多我们小孩子没有见过的东西，比如锈得象块石头的小手枪，长满铜锈的子弹壳，还有白得耀眼的人骨头，有一次我还从矿渣堆里翻出一把一尺多长的刺刀，刀口仍很锋利，胳膊粗的杨树一刀下去就砍成了两截。谁知这煤矿从开始投产后就不顺利，好象是投产后的第三天，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一家伙就死了三十七个矿工，从井下弄上来后，一个个脸色红润，身体象藕节一样雪白，整整齐齐地躺在煤矿的在大礼堂里。照理一次就死了这么多人，也该有几年打住，但是到后来仿佛成了规律似的每年再怎么也得死两、三个人，到八零年的时候，国家不知是以什么理由干脆将这煤矿给关闭了。所以现在这里仍象以前一样留有一个深不见底的大井坑，仍有许多高矮不一的小孩隔老远往里面扔一块石头，然后竖起耳朵，企想能听到那石头落地的声音。

爷爷是家里的独子，从小就被视着掌上明珠，象当地说的那样：含在口里怕化了，放在掌上怕飞了。在生活起居上虽然被呵护倍至，但是在教育上却是异常严格，没有半点儿马虎。四岁时家里就为他请了私塾先生，从《三字经》、《百家姓》开始入门，到八岁时《论语》、《道德经》什么的都已背得滚瓜烂熟。九岁时那私孰先生出人意料地自己卷铺盖走人了，理由是他再也没有能力教爷爷，他不敢误人子弟。十岁时爷爷被他父亲从严家铺带到了安子煤矿上，矿上的一切都引起他这个来自乡里的小孩强烈好奇，他象一只从井底爬上来的青蛙，面对眼前从没有见过的世界，他真的有点应接不暇。他吵闹着跟着他的父亲下过黑咕隆咚的矿井，也背着他的父亲将家里的电石灯和手表拆得七零八碎。有时他在隆隆吼叫的转扬机前痴呆呆地一站大半天，过路的人竟怀疑他的神经是不是有点毛病。十一岁时爷爷随父亲去了上海，他在这座光怪陆离的有东方芝加哥美誉的城市整整生活了六年，一直到他考上了清华大学。从爷爷小的时候许多习惯来看，他应该对物理机械方面有着更浓厚的兴趣，但是鬼使神差，他却读了法律专业，这一让人不可思议的选择使他的一生从此象他所学的专业一样，晦涩、呆板，而无丁点儿情趣，也决定了他的一生充满了因太执着而带来的不尽坎坷。

爷爷在北京呆了五年，毕业后先在武汉大学代了一年课，听说在代课期间曾参加过毛泽东主办的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之所以对爷爷的这段经历我不敢肯定，因为确实无文字方面的记载，也无证人可以证明，但是可以肯定爷爷是在这段时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对共产主义和农民运动有了一定的认识。要不为什么他在武汉大学代课代得好好的，无来由地突然不知去向，并且这以后他的喜怒哀乐竟离奇地与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波峰浪谷紧紧联系在一起。

一九二七年秋天爷爷下落不明后，让他这时已是赋闲在家的父亲肝胆俱裂，老人家肯定知道在这个多事之秋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将意味着什么，以至在大病一场后撒手西去，至死都未见着儿子一面。爷爷在一九二八年秋天突然回到严家铺，他的出现让村子里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他不仅瘦得只剩皮包骨，走路一拐一拐的，并且右手还吊着绷带。头发和胡子蓄得老长，身上的衣服也是破烂得遮不住肌肤。他走进我们家那幢古色古香的豪华老宅时，守门的长工竟认不出他，只当他是要饭的，不让他进门。他病恹恹的母亲最终认出他时，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抱着他哭成一团。

爷爷从此难得离开严家铺一步，他成了一个十足的乡绅，整日长袍马褂，流连于湖光山色，沉迷于诗词书画。听现在仍健在严家铺的老人讲，爷爷时常站在鲁湖边上看着淼茫的远方，一站就是大半天，或者独自踱上村后的金石山，从大清早可以一直呆到太阳落到远处的湖面下面也不动一下。他很少与人讲话，神情肃穆而又凝重，那痴呆的模样，仿佛是在怀念着远方的什么，又似在惦念着远方的什么。在大多数严家铺人的意识里，考上清华大学有如古时考上状元，所以在大家对爷爷内心世界不甚了解时，个个都怀着十万分敬畏的心情注视着他的一言一行，留心他的表情的些微变化。但是长时间以后，大家免不了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他。大家在背地里议论，他的脑子是不是有问题？这些话不可避免地传进了爷爷的母亲的耳里，老人家虽不相信自己的儿子脑子真的有问题，但是她也为爷爷整日那失魂落魄的模样儿担心。在再三权衡以后老人家决定为爷爷讨一个媳妇。老话说说得好，男人的心只有女人能拴得住。

在经过半年的物色和三个多月的谈婚论嫁以后，我的奶奶终于进了我们家的门。爷爷虽是读过新书也见过大世面的人，但不象那时候许多有知识的年轻人那样敢于在婚姻上追求自由，他仍尊从父母之命媒酌之言，对于母亲的忙碌和张罗他既不表示赞同也从没有表示反对，他只是一笑了之。但是爷爷的母亲绝没有敷衍爷爷，因为奶奶是方圆几百里鼎鼎大名的神医黄芍药的千金，算得上是门当户对。

爷爷和奶奶举行婚礼的日子是一九三零年农历腊月初八。好日子是爷爷的母亲亲定的，我们那儿很早以前就有“要想发，不离八”的说法，谁都想讨个吉利，争个彩头。爷爷的婚礼非常隆重，但是具体隆重到什么程度，以现在的标准还真不好形容，只是听说杀了三十头猪，宰了八头牛，没间断的流水席就整整办了八天。严家铺至今仍健在的老人对爷爷和奶奶婚礼上的热闹场面和阔绰排场仍是记忆犹新。我遇到的一位口里的牙齿已经全掉光的老汉，腆着瘪平的肚皮比划着对我说：“当时我们严家铺四十八户人家，这八天压根就没开过火，全在你们家吃流水席，一个个将肚皮吃得象大南瓜似的，滚圆滚圆。”他说话时直咂嘴巴，好似婚礼上浓浓的肉香至今还残留在他的嘴唇上，以至回味无穷。

拜了天地，拜了高堂，夫妻对拜，然后在欢天喜地的唢呐声中，爷爷笑眯眯地牵着披着盖头的奶奶双双入了洞房。奶奶后来幸福地回忆，爷爷揭开她的盖头后，定定地对她审视了好一刻，说的第一句话竟是：“还真不赖。”羞得原本面如桃花的奶奶，脸红得有如七月天里着了火的石榴。

奶奶嫁给爷爷时只有十八岁，她是神医黄芍药的掌上明珠，棋琴书画样样精通，并且自小耳濡目染，对中医也颇有造诣，是远近闻名的才女。自嫁到严家以后她上敬婆婆，下奉丈夫，事无巨细都做得面面俱到，深得左邻右舍的好评。也自娶了奶奶以后，爷爷好似变了一个人，虽然有时也偶尔到鲁湖边、金石山上发发呆，但更多的时候是和奶奶厮守在一起，难得独个儿出家门一步。第三年父亲出世了，有了婴儿的清脆啼哭，我们严家更是充满了述说不尽的勃勃生机。爷爷也彻底脱胎换骨，整日抱着瞪着好奇的双眼、舞着稚嫩双手的父亲东家逛西家走，无限的幸福和难以言状的满足溢于言表。这以后在鲁湖边和金石山上再也难得见到爷爷瘦削、痴呆的身影。

实际上奶奶也不是一个安于现状或者说是一个追求虚荣的富家媳妇，虽然我们家的财富足能保证她的雍荣华贵，但是在父亲刚满周岁时，她仍鼓动爷爷在老宅左手边的一间厢房开了一个药铺，利用中草药为邻里乡亲治治头痛脑热、跌打损伤一类的小灾小痛。她的婆婆是一个守旧的人，但是耐不过她和爷爷俩人的软泡硬施，老人家最终答应了他们这几乎有点荒诞的举动，并且在她目所能及的时候努力做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着时间的推移，奶奶从她父亲那儿学来的高超医术和乐善好施的品行赢得了周围大小村子里的人们的啧啧称奇和普遍好评。特别是一九三四年冬天，奶奶怀里抱着仍在吃奶的父亲，冒着鹅毛大雪步行八华里路赶到严家铺东边的杨家边，将因难产在床上呻吟了三天、而在奶奶赶到时已是咽咽一息的一位小媳妇硬是用不起眼的针灸从死神那儿夺回来的故事竟为她赢得了活菩萨的盛誉。在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几乎忘记了爷爷的存在。但是我的爷爷好似对于这一切永远都是无动于衷，平日里他在药房里逗呀呀学步的父亲玩耍，有时也帮忙不过来的奶奶研磨一下草药或者照料一下病人，听到人们对奶奶的夸奖他总是那么淡淡地一笑，那模样既显得谦逊又显得幸福，叫人捉摸不透。

爷爷的母亲是在一九三七年的春天去世的，奶奶伏在硕大的樟木棺材上哭得泪人一般，她的泪水和声嘶力竭的哭号，使所有前来吊唁的人们唏嘘不止，禁不住热泪盈眶。爷爷却始终表情木然，一跛一拐地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连一颗眼泪也没见流下来。

爷爷的母亲去逝后，爷爷作为独子，理所当然地成了一家之主。但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的表现完全有失一家之主的身份。他虽为一个十足的乡村地主，但是他完全没有作为乡村地主所具有的对财富永不知足的贪婪共性。他看他的古书，和自己的儿子逗逗打打，到后来他竟迷恋上药理，整日钻进奶奶从她娘家带来的那一大堆发黄的《本草纲目》和一些叫不上名字的草头方子里。最后他竟学有所成，一般的异难杂症都能做到药到病除。奶奶对于爷爷的这种几近怪异的习性无能为力，只能听之任之，后来对于药铺里的生意她放手让爷爷一个人去鼓捣，她则腾出手来将全部的精力倾注于维系家庭的发展和对财富的聚敛上。她办事果断，雷厉风行，很快成了一个十足的“管家婆”，我们家所拥有的田产和打渔的船只竟有了空前的发展。

三七年的秋天以后，爷爷突然对时事表现出特别感兴趣，这源于严家铺以及周围的村子里要饭的北方难民突然多起来。爷爷象是从冬眠中醒来一样，显得异常的亢奋。他时常将讲北方话的难民邀到家里，向他们问一些家里人甚至包括奶奶都听不懂的问题，比如山海关、芦沟桥和花园口什么的，在向难民们问话时爷爷的表情始终严肃，连奶奶都能从他的表情里感觉到将有惊天动地的祸事发生。这以后不多长的时间内，爷爷突然连续去了几趟安子镇，每次回来时都抱着一大缧新旧不一的报纸，进了家门就忙不迭地将报纸铺开，皱着眉头逐条逐句细细地瞧，慢慢地推敲。然后一个人背着手关在房子里打转转，那模样象一只被囚禁在铁笼子里的野狼。或者长久地望着墙壁发呆，仿佛世界的末日即刻就会到来。奶奶连大气都不敢出，只能远远惊悸地看着他。

祸事终于在烦燥不安中来了，但是不是来自意念中的东洋人，而是一个叫周小山的河南人。

二

那是一九三七年农历八月十六的半夜时分，睡梦中的爷爷突然被一阵零乱的枪声惊醒，他坐起来点着床头的蜡烛，镇静地穿好衣服，又将沉睡中的奶奶推醒。奶奶睡眼朦胧地问：“什么事？”爷爷看她一眼，却答非所问地说：“终于来了。”这时村子里的枪声已是响成一片，狗吠声和声嘶力竭的哭叫声响彻夜空。奶奶浑身发抖，紧紧抱着爷爷，连头都不敢抬起。没多会儿，我们家的大门就被捶打得要垮下一样，辟里叭啦的踢打声中夹杂着恼羞成怒的叫骂声。爷爷静静地听了一刻，缓缓地站起来，就要出去开门。奶奶这时疯了一样跳下床，紧抱着爷爷的双腿，不让他迈步。爷爷一抬手将奶奶推开，大步径直走了出去。

爷爷将门栓拉开，呼拉一下拥进十几个蓬头垢面，面相狰狞，扛着长枪短棍的男人。前头一个长得五大三粗，满脸胳腮胡子的大汉用一支短枪顶着爷爷的胸膛，用河南话恶狠狠地骂：“奶奶个熊，为什么不开门？”

爷爷笑了笑，抬手将顶在胸膛上的短枪轻轻推开，反问道：“我不开门，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那大汉愣了一下，朝爷爷上下好一阵打量，问：“你是当家的？”语气已明显和缓。

“不象吗？”爷爷朝后退一步，那意思是要他们端详个够。

那大汉围着爷爷转了一圈，然后将短枪插进枪套里，抱拳朝爷爷拱拱手：“敢问当家的尊姓大名？”

“不敢当，敝人贱姓严，名文强。”爷爷亦抱拳回礼，接着问：“长官尊姓？哪里高就？”

“罢，罢，罢。我姓周名小山，国军顾祝同将军的部下。”

“抗日将士，我严文强真是有眼无珠，快请客厅里坐。”

“请。”那大汉当仁不让，昂首挺胸走在头里。

……

爷爷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认识周小山的，但是他肯定没有料到他的一生生死荣辱竟都和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河南人没有分开过。若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这种现象也很坦然，命中注定的，是祸躲不脱。只是在听说爷爷是通过这种方式将自己的命运和周小山紧紧联系在一起时，我确实感到百思不得其解，毕竟爷爷是一介书生，而周小山只不过是一个失魂落魄的散兵游勇。不管从那个方面比较权衡，他们俩人之间难得找到一点共同点，更谈不上志同道合。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即使在现在，若与江夏县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谈起周小山，个个仍满脸敬畏的表情，仿佛周小山的影响已永远根植于江夏广袤的土地。但是从我后来了解的情况来看，他们对周小山的了解更多来自道听途说。在他们的印象里，周小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他不仅杀日本人，共产党和国民党也不辨好坏地杀。至于那些胆敢拖捐抗税的平头百姓，他更有如进菜地里割韭菜一样，眼都会懒得眨一下就将你的头给拧下来。一句话，周小山是鲁湖一带的草头王，谁若擅自进入他的地盘或者谁在他的地盘里不听他的使唤，那要么是不知他的厉害，要么是活厌了。

既然爷爷一生的是非功过都与周小山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么弄清楚周小山的来历，以及他到底在鲁湖一带作了些什么，对于我重新认识爷爷肯定有着异同寻常的作用。二零零年五月一日这天，我通过现在已是江夏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的小学同学丁绪成，找到了正在家里打麻将的江夏县的文史馆馆长，最终从文化馆布满浮尘和蛛网的资料室里找到了一九七三年由江夏县革命委员会编纂的《江夏县人物志》、一九七四年由江夏县党史办公室编纂的《江夏风雷》和一九七八年五月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的《江夏史话》。这些文章中有很大一部分对于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鲁湖一带的游击队、游击队主要领导人的生平以及发生的重大事件都有一个详尽的记载和描述，就连让人谈之色变的杀人魔王周小山的生平都有一个简要的概述。但是让我万分失望的是，我几乎翻遍了我所能找到的文献资料，竟连爷爷的名字都没有发现。

我在这里将涉及周小山以及那段时间在鲁湖一带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记载摘抄下来：

《江夏人物志》载：“周小山原籍河南省驻马店人，父母早亡，自小以乞讨为生，十六岁时开始在铁路上作搬运工人，后被吴佩孚的部队收留，北阀战争期间，被北阀军俘虏，遂投靠国民党顾祝同部，后驻扎上海，参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人。后移防江西上饶，积极参加过对江西工农红军的围剿。西安事变以后调往山东驻防。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又驻守河南花园口一线。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因作战勇敢，由士兵直接升至连长。后参加武汉保卫战，在黄陂木兰山阻击战中，身先士卒，击毙日军多名。武汉保卫战失败后退守江夏县土地堂火车站，后被日军击溃，遂带手下士兵三十多人窜至江夏县鲁湖一带，以位于鲁湖中间的螃蟹山作为依托，四处骚扰百姓，在此期间杀害我抗日游击队员多名，成为远近闻名的杀人不眨眼的土匪。一九四四年投降驻守金口镇赤矶山据点的日酋山本小二，任伪军小队长，助纣为虐，更加变本加厉地残害我抗日民众，有周屠夫的恶名。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白崇喜部收编，继续与中国共产党人为敌。解放战争期间在宜昌被解放军击溃后于一九五零年初潜回安子公社严家铺村，企图网罗地痞流氓继续以人民为敌。后被警惕的革命群众抓获，在安子公社处决。周小山双手沾满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鲜血，死有余辜。”

《江夏风雷》对一九四三年冬天聚歼鬼子运煤船队一事述叙得非常生动：“鲁湖地处江夏县腹地，浩浩荡荡，碧波万顷。她南连斧头湖，东接梁子湖，通过婉延曲折的金水河与长江相连，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水上交通运输线。日本鬼子占领安子煤矿后，为了更多地掠夺煤炭资源，调派了三艘小火轮，通过斧头湖、鲁湖和金水河直达长江，为驻守武汉的日本鬼子源源不断地输送煤炭。活跃在鲁湖水域的鲁湖游击队对于鬼子的掠夺行为，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决定打击一下鬼子的嚣张气焰。一九四三年腊月初八这天，天还未亮，鲁湖游击队三十多名游击队员在中国共产党党员、队长范财标的指挥下，悄悄埋伏在金水河杨家湾子岸边的柳树林中。虽然天寒地冻，但队员们在强烈的战斗欲望的鼓舞下，一点儿寒意也没有，大家聚精会神地注视着鲁湖方向,耐心地等待着日本鬼子小火轮的到来。九点钟的时候，火红的太阳从远处的鲁湖湖面上升起。这时鬼子的小火轮拖着长长的一溜载满煤炭的驳船，象一条巨大的乌梢蛇一样大摇大摆地开过来了。近了，船上鬼子军服上的扣子一颗颗都可数清。埋伏在范财标旁边的一个小队员按捺不住，举枪就要开火。范队长抬手制止了他，说：等再近点儿。更近了，连鬼子的眉眼都看得清清楚楚。打！范队长大喝一声，率先将一颗手榴弹扔到鬼子的小火轮上。立时，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地响起来。鬼子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还未来得及回过神来就被我勇敢的鲁湖游击队消灭了。此次战斗毙敌八名，缴获长短枪支六支，我无一人伤亡。这次伏击战的胜利，沉重打击了鬼子的嚣张气焰，极大鼓舞了鲁湖水域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

《江夏风雷》对火烧赤矶山鬼子炮楼虽也有文字记载，但非常简短模糊：“赤矶山扼金水河入长江处，是从长江进入江夏水网地带的咽喉，地理环境非常重要。鬼子在山上修有炮楼一座，另有许多明碉暗堡。鬼子兵穷凶极恶，经常骚扰周围民众，杀害我抗日志士，民愤极大。一九四四年除夕之夜，我鲁湖游击队以犒劳鬼子为借口，潜入炮楼。利用鬼子酒醉之机，突然动手，将醉生梦死的五名鬼子和十二名伪军全部俘获。随后放火将鬼子的炮楼烧毁。彤红的火光照亮了漆黑的夜空。”

我翻遍典籍也没有见到有关爷爷的片言只字。失望之余我不死心，第二天从县城乘了两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先到安子镇，然后步行一个半小时到了我的老家严家铺。在走访了十多位曾经亲眼目睹过那段历史或者听说过那段历史的老人后，我竟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这些仍有清晰记忆的老人竟众口一词地说，爷爷不仅是周小山的拜把子兄弟，并且是周小山的军师。一九四三年冬天在金水河上聚歼鬼子的运煤船队和一九四四年火烧赤矶山鬼子炮楼都是爷爷给周小山出的计谋。爷爷之所以后来被人称为严瞎子，他的左边眼睛就是在火烧鬼子炮楼时被流弹给打瞎的。

三

那天认识周小山后，爷爷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的举止竟使周小山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死活要和他拜把子。爷爷没有推托竟一口应承了。当晚就在我们家的天井里宰了三牲，然后换过帖子，推金山倒玉柱拜过天地，从此结为生死与共的金兰之好。爷爷年长为兄，周小山年小为弟，两人四目相视，发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周小山带来的那一帮兄弟在我们家的天井里跪下一大片，个个粗喉咙大嗓子，齐声喝彩。随后爷爷笑眯眯地将不敢露面的奶奶带到堂屋里，向周小山及各位兄弟作了介绍。周小山当下就认了嫂子。奶奶从没见过这阵势，吓得浑身直哆嗦，嘴里也不知应承了些什么。

天要亮时周小山带着队伍离开严家铺，乘船返回老巢螃蟹山。爷爷送了许多的物品给他们，有大米、白面、宰好的猪羊，还有整捆的布匹，林林总总装了大半条船。听说爷爷还嘱奶奶将药铺里专治蚊虫叮咬跌打损伤的草药送了许多给周小山，说舞刀弄枪的难免遇着不测，这些东西可备急时之需。临别时向周小山交待，在山上若遇着什么困难就捎个信来，自家兄弟好商量，只当是自己的事情，一定想办法帮助解决。

爷爷一个人一拐一拐地将他们送到河边，直到那些大小小的船只隐没在远处的晨曦中才一拐一拐地返回家中。谁知一进家门奶奶就对他大声发火，抱怨他一个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不该和那些土匪们称兄道弟。钱财是生外之物无需计较，名节可不能轻易亵渎。再说土匪们自古有哪一个曾经言而有信，弄不好还会引火烧身。

爷爷笑眯眯地看着奶奶，他觉得很好奇也很新鲜，和奶奶在一起生活这些年，还从未见她发过火。在奶奶将话说完后，他调侃着说：“也真是怪事，人长得好看，即使发起脾气来也是媚态百生。”

“别没正经，我说的是正事。”奶奶白爷爷一眼。

爷爷上前捏住奶奶的手，扶她在椅子坐好，自己也在旁边坐下。叹一口气说：“其实你说得很对的，我们读书人就是应该讲个名节的。只是现在兵荒马乱的，你顾了这头就肯定顾不了那头，所以有些事情就得权衡一下，必要时只得将名节放到一边，不要因小失大。”

奶奶的气这时消了一点儿，看着爷爷说话。

“你看见的，这些人你跟他讲气节，他不当耍猴子一样觉得好玩才怪。闹不好，他还杀了你的人，抢了你的一切。你不了解的，当土匪的都有绿林好汉的味儿，你诚心待他，他也不会坏到哪儿去，不定在有些地方还可以帮你的忙。再说他们这些人也是被逼的，有吃有穿的，谁会去占山为王，当土匪。说来说去都是日本人给害的。”爷爷慢慢地对奶奶说，神情十分地忧郁和无奈。

奶奶竟一时无话可说了。

天大亮以后，爷爷带了管家到整个村子里转了一圈，看看每家每户遭抢的情况。村里的人一个个惊魂未定，说话都还直打哆嗦。三分之一的人家都有损失，好在没有死人。爷爷对是否死人很挂记，连说庆幸。回到家里以后，爷爷根据管家本子上的记载，安排帮工的往那些遭灾的人家送上一些米面，以解燃眉之急。村子里的男女老少对爷爷的善举感激不尽，但他只是浅浅地笑着，摊摊手：“不好意思的，兵荒马乱的，我严文强只是对乡邻们尽尽心而已，哪里谈得上感谢二字。”

至于晚上发生在爷爷家里的事，村子里的人很少知晓。

这以后村子里就很少有太平，不知名的小股土匪时常明火执杖地在村子里烧杀掳虐，也有扛着共产党、国民党和什么忠义救国军的招牌到村子里摊捐要粮的，但是都有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为了抗日打鬼子。只要有生面孔的人在村子里出现，就一定有鸡飞狗跳、狼冲豕突的事情发生。我们家虽也时常遭抢，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再怎么作也不至于饿肚子。只是苦了那些原本日子拮据的乡亲们，没多长时间竟有许多人家扶老携幼，背井离乡。爷爷和奶奶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但是他们即使在那些人面前磕破了头，将家里的财产都送光了，也不能解村民于倒悬，并且有一天差点儿将自己的命也搭了进去。

那是一九四一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十几个拿着梭标和砍刀，穿着破烂、蓬头垢面的人涌到我们家里，吆五喝六地要见当家的。爷爷对这些人也见怪不怪了，就客气地请他们到客厅里坐。其中一位腰里左右插着两把短枪的长得脸皮白净的好象是领头的，他朝爷爷抱抱拳，说：“听说严先生是读过高书的？”

“哪里，哪里。”爷爷摆摆手，“那都是乡里人瞎讲的。敝人书是读了一点点，但根本谈不上高。”

“别客气，读过书就肯定识大礼了。”那人笑了笑，两边腮上竟现出两个浅浅的酒窝，“你知道的，我们是抗日打鬼子的，只是现在手头有点紧，希望你能捐一点钱粮，为抗日救国尽点儿力。”

“你太客气了。老话说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为国血洒疆场都在所不惜，我们捐上一点钱粮又有什么不应该的呢。”爷爷当下就喊过管家，“带志士们到仓库里，大米白面任挑。”

那领头的一脸肃然，说：“果然是读过高书的。”然后自报家门，“我姓陆，单名一个胜字，鲁湖抗日大队大队长。日后有用得着兄弟的自管吩咐好了。”

那帮人带着东西走了以后奶奶显得很不高兴，抱怨爷爷，说他不该这样慷慨，长期这样家里就是有座金山银山也会被送光。爷爷却笑，说只要他们真打日本人，送他们金山银山也值得。爷爷还直夸奖那个领头的，说从那人的长相和谈吐就知道是知书达理的人，肯定意志坚定，会脚踏实地打日本人。还说自己若再年轻二十岁，不定会抛了家小随他们一道打鬼子。说话间好象触动了什么，爷爷没来由地长长叹了一口气，并且整整一天都落落寡欢，愁眉不展。

谁知到天黑的时候又有十几个扛着长短枪的人来我们家要粮要钱，他们也自称是鲁湖抗日大队的。爷爷仍很慷慨，粮仓里的大米白面任他们挑。其间爷爷不经意地问了一下鲁湖抗日大队到底有多少人？其中一个当头的回答就现在来的这么多人。爷爷很奇怪，问他是否认识陆胜。这人的神情一下很警觉，问爷爷跟陆胜是什么关系。爷爷就将早上那个自称叫陆胜的人来捐钱粮的事讲了一下。谁知才说完，那人一下掏出枪对准了爷爷，喝令手下的人将爷爷绑了。奶奶哭喊着冲上前拉住爷爷不放，被他们恶狠狠地推倒在地，并踹了一脚。

爷爷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这些不明身份的人给抓走了。辗转走了三个多小时的夜路后，他们连扯带拽地将他带到严家铺东边一个叫郭家旺的村子里。他们将爷爷绑在门框上，问爷爷是不是共产党？爷爷蒙了，不知道那个陆胜跟共产党是什么关系？就一口咬定自己什么党都不是，只要说是打日本鬼子的就给钱给粮。那些人不相信爷爷的话，用木棒使劲抽打他的双腿，要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并交出共产党的组织。爷爷知道这鲁湖一带水浅王八多，什么人都有，但始终搞不清楚谁是共产党谁是国民党，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更是什么也不敢说。这些人将爷爷的双腿打得没有一块好肉，见仍问不出什么，就要爷爷好好想一下，到天亮时仍不交待，就枪毙了他。

以后，这十几个人将爷爷凉在一边，围着一张小方桌边喝酒边讲话。这些人都是外地人，因为他们讲的话南腔北调。那个当头的一听口音就知是湖南人，大家争先恐后地向他敬酒。他酒量很大，逢敬必喝，越往后话也愈多，但讲的都是杀人越货一类的事情。后来他突然压低嗓子说：“最近一段时间共产党越闹越凶，将我们的许多地盘都占了去，上峰有秘密指示，只要是共产党，见着一个就杀一个，决不能手软。”从这句话里爷爷才明白这些人原来是国民党的队伍。在他的内心里肯定弄不明白，都是打鬼子的队伍，为什么做一些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呢？

这些人喝完酒后一个个东倒西歪地睡着了。爷爷将这些人惴摸了好一阵子，却怎么也惴摸不出个所以然来，到了后半夜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到了天亮时分爷爷在睡梦中被一阵零乱的枪声惊醒，他睁开眼睛时只看见眼前漆黑一片，急促的脚步声中夹杂着一阵阵呻吟声。到有人点着煤油灯时，爷爷才看清周小山拿着枪站在自己的面前。他脸上流着血，边帮着爷爷解开身上的绳子边说：“大哥受苦了。”

后来周小山派人扎了副担架，亲自护送爷爷回了严家铺。

其实爷爷这条命是奶奶给拣回的。爷爷被抓走后，奶奶在一阵惊慌后清醒过来，立时叫管家乘船赶到螃蟹山，找到周小山求其火速救人。奶奶求周小山只当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因为她从没将周小山当好人看待。谁知周小山二话没讲，带上队伍顺那帮人的踪迹找到了爷爷。这次短暂的接火因出敌不意，所以效果明显，那帮人在睡梦中被打死了三个，俘虏了八个，另外逃跑了四、五个。周小山的兄弟有一个被打死，一个叫范财标的手下被流弹伤了左肩，而他本人因冲在最前面，被那帮人中一个站岗的一枪托砸破了额头，以至血流不止。

那天中午大家在一起喝酒时，爷爷不无忧虑地对周小山说：“那帮人和你一样都是的国民党的人哩。”

周小山头上缠厚厚的绷带，大声说：“管他娘的国民党、共产党，现在保住性命才是最要紧的事情。谁和大哥你过不去，兄弟我对他决不客气 。”

爷爷就问他是否认识陆胜。他说：“不认识，只是听说他是共产党。”

爷爷怔了怔，就沉默不语。

“怎么大哥认识陆胜？”周小山端着酒杯一脸迷惑地问爷爷。

“不，我听那帮人说起这个名字。”爷爷搪塞说。

这以后周小山和范财标就留在我们家里养伤，当然也有十多个兄弟陪在他们的左右，明的说是保卫周小山的安全，实则也借机在严家铺休整。他们吃喝拉撒全由爷爷负责。奶奶始终改变不了对周小山的认识，但因他救了爷爷的命，奶奶也就别扭地将他待为上宾，悉心地为他疗伤。平时无事，爷爷和周小山坐在客厅里聊天喝茶，偶尔也下几盘象棋。爷爷一改平日言语不多的习惯，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妙语连珠。奶奶时常在旁边不认识似地瞪着他。爷爷好象是在给周小山上历史课，从盘古开天地讲到徐福带五百童男童女东渡日本寻找长生不老药，又从戚继光拚死抗倭讲到甲午战争和现在的日本人，旁征侧引，有根有据。他说日本人心眼子窄，象个小气的小脚女人，总是对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不服气，总想找机会证明自己的存在，这有点儿象狂妄的徒弟和厚道的师傅的关系，不将厚道的师傅打倒，狂妄的徒弟怎会伸头呢？到最后他叹一口气说：“若再年轻二十岁，我也和你们一道扛枪打鬼子，作一个有血性的中国男人。”他的表情显得十分悲壮。

周小山噎了一下，突然拍着胸脯对爷爷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大哥你是读书人，你的心情小弟肯定了解。这样，以后小弟一定带着兄弟们打鬼子，作一个堂堂正正，有血性的中国人。但是小弟也有一个条件，你得为兄弟们在背后出谋划策，就是老话说的军师，现在人说的参谋。”

爷爷好长时间没说话，最后朝周小山深深点点头。

“好，有大哥出谋划策，兄弟们一定不会吃亏。”周小山使劲一拍桌子，将桌子上的棋子震得满地都是。

爷爷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将周小山拉上了抗日打鬼子这条道的，没有大道理，却有着比大道理更让人信服的兄弟之情。以现在的观点来看，通过这利方式将一个桀骜不驯的山大王感化过来，无异于对症下药的一个好办法。

周小山在爷爷家里整整养了三十天伤，伤好后经过短时间的策划，他接连干了两件惊动武昌城的大事，就是前面述及的聚歼鬼子运煤船队和火烧赤矶山鬼子炮楼。这两件事可以说大长了中国人的抗日士气，大灭了日本鬼子不可一世的威风，也使周小山成了中国百姓眼中的英雄，日本鬼子的眼中钉。现在虽然没有证据证明爷爷在其中到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但是谁也不能否定爷爷在其中起过作用。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通过多方打听，在安徽省芜湖市找到了在救爷爷的过程中和周小山一同受伤的范财标。我们是通过电话联系的，在电话里老人说话的语调已有些哆嗦。这时的范财标应已是古稀老人，但是对这两次战斗却记忆犹新，他肯定地说这两次战斗都是爷爷亲手策划的，除了在伏击鬼子船队时爷爷因患眼疾没有亲临火线外，在火烧赤矶山鬼子炮楼的战斗中爷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爷爷的左眼就是在那次战斗中被流弹给打瞎的。范财标的肯定说法和严家铺和周围村子里健在的老人们的传说竟如此一致，我由不得内心里一阵按捺不住地激动。更叫我始料不及的是在正厅级岗位上离休的范财标至今仍称爷爷为“严先生”。

我想起《江夏风雷》里对这两次战斗的描述，就问范财标在这两次战斗中的作用，谁知老人很认真地说：“我能起什么作用，我只是一个小喽罗，周小山要我们作什么，我们就只能作什么。”

开始我认老人这样说只是出于谦虚，谁知老人突然有点儿不高兴了，他说：“我都九十岁的人了，难道还说假话不成。”看来他不知道《江夏风雷》对这两次战斗的记载。

可以看出范财标对爷爷有着一种虔诚的敬佩之情，他说爷爷知书达理，是一个难得的有民族气节的人，只可惜在解放初期被枪毙了。对于爷爷的死他惋惜地说：“枪毙他之前若有人征求一下我的意见，说不定严先生的命还可以保下来。最起码功过互抵，不至于被杀头。”

“至今我仍有件事不明白。”范财标说，“严先生一副手无缚鸡之力的模样，却会打枪，并且枪法特准。若不是他关键时刻出手一枪，炮楼烧不成不说，我们的人还不知要死多少。”

原来那次战斗打响后，起初还很顺利，谁知冲到炮楼跟前时鬼子的一挺机枪突然响了，冲在前面的人一下被打倒了好几个，后面的人也被压在地上抬不起头。周小山的眼睛都红了，从背上抽下大砍刀，就要冒死往前冲，爷爷一把拽住他，并从一位死去的兄弟身上扯过一支步枪，稍稍朝炮楼的枪眼瞄了瞄，只一枪就将鬼子的机枪给打哑了。趁着这个稍纵即逝的间隙，爷爷和周小山一前一后冲到了炮楼下面的死角，最后用煤油将炮楼给点着了。

“真的，从他打枪的姿势和准头来看，严先生肯定是枪林弹雨中的一个老手。”范财标由衷地说。

后来我通过多方面的了解，知晓了范财标的一些经历，这人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土匪，比周小山起家还早。他是清末大土匪范万之的亲侄子，周小山到来之前螃蟹山的真正山大王。只因势力比不过周小山，在一次小规模的交手之后，不仅被周小山夺去了地盘，自己也成了周小山手下一句不起眼的小喽罗。但是在人生的一步关键棋子上他比周小山和我的爷爷者都下得高明，从而导致他以后与“土匪”这一让人深恶痛绝的称谓无缘。他先是土匪，继而伪军，继而成了国军，到最后摇身一变竟成了“解放战士”。从国军到解放战士可以说是他的人生道路上最关键的一着妙棋，也决定了他是近百号土匪中唯一一位得善终者，成了共和国的功臣。

听说逢年过节，江夏的父母官们总忘不了给他拜年问好。

识时务者为俊杰，这话确实有道理。

四

火烧鬼子炮楼不久，有一位不速之客找到了爷爷。爷爷对他很客气，周小山却不以为然，并最终作了一件在当时算不上什么，但在解放后却是十恶不赦的错事。其时爷爷对这件事的结局一点儿不知道，只是在解放后罗列他的罪状时他才恍然大悟。

这是一九四三年端午节的第二天，爷爷眼睛上缠着绷带，和周小山在客厅里聚精会神地下象棋，突然两个兄弟带着一个人进了屋子，这人竟是陆胜。爷爷站起来热情地和他打招呼，然后又是让座又是上茶，那热情劲仿佛陆胜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但周小山却一直阴沉着脸，不吭一声。陆胜是个精明人，对周小山的表情看得一清二楚。寒喧过后他直接切入正题：“既然周兄、严先生领导的队伍和我们鲁湖抗日大队都是打鬼子的队伍，都是希望早日将小鬼子赶出中国去，所以我希望在日后的行动中我们能够多多联手，互相支持互相照应，争取早日将鬼子赶出中国去。”

爷爷对陆胜的倡议非常称同，双手抱拳说：“承蒙贵部信任，我和小山不胜荣幸。人敢断言，我们联手之日也是小鬼子不敢踏入鲁湖之时。我们可以详细谈谈。”爷爷兴致很高，还想说什么却被周小山的一声“哼哼”给打断了。他冷冷地说：“贵部的倡议本人不敢苟同，其一、本人没有陆先生的远大抱负，不敢侈谈抗日救国，只求有一栖身之地。其二、本人乃一武夫，只知杀与我有怨有仇的人。日本人不谈，共产党，哼，虽与我无杀父之仇，却也有杀兄之恨。”

陆胜还想说什么，却被周小山一声送客打断。爷爷看了周小山一眼，心里又气又恨，最终无可奈何地摇摇头，随另外两位兄弟一直将陆胜送出村外，路上连连向他陪不是。爷爷回来时责怪周小山不该这样无理。周小山却一脸忿恨地说：“大哥，你不知道的，我和共产党打了十几年的仗，不知有多少兄弟死在他们的手里，我对他们信不过。”

“我们不过只是联手对付日本人，也不存在谁听谁的。”爷爷说。

“不，大哥，我们在前面打鬼子也难保他们在背后捅我们一刀子。他们的政策我清楚，明里说是统一战线，实则借我们的力量扩大他们自己的实力，到时候再过河拆桥。”周小山眉头拧成一块，牙齿咬得格格直响。

爷爷叹一口气，没再说什么。

其实周小山在爷爷出门送客时吩咐他的几个手下偷偷埋伏在村外，陆胜走到跟前就毫无防范地被他们摁倒在地，随即用一条小渔划将他押解到老巢螃蟹山。陆胜就是这样在爷爷毫不知晓的情况下被周小山给杀死了。解放后这笔血债算在周小山的头上是恰如其份的，但是爷爷在糊里糊涂中也被摊上了一份。

伏击运煤船队和火烧赤矶山炮楼对武昌城的鬼子震动很大，陆胜死后不久他们即对鲁湖一带进行了一次拉网似的大扫荡，目的在于剿灭该地区各派抗日武装，以保证其运煤船队的安全。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所以这次反扫荡斗争进行得异常惨烈，《江夏风雷》中对这段腥风血雨的日子有详细描述：

“一九四三年夏天，日寇为了挽回其失败命运，纠集日军五百多人，伪军八百多人，各类船舶二十多艘，对我鲁湖地区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夏季大扫荡。他们一路上奸淫虏掠，无恶不作，沿湖地区三分之二的村子在鬼子的铁蹄下变成了一片废墟，有一千三百四十二名游击队员和普通老百姓被鬼子残酷杀害。鬼子魔爪所到之处，哪里就变为人间地狱。鲁湖抗日大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惧鬼子的嚣张气焰，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其间进行了杨家坪阻击战、高桥蔡突围战和陈道士地道战，消灭了大量的敌人，但是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在遭到重大损失的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部分游击队员奉命撤离湖区，潜入咸宁山区继续开展对敌斗争。”

《江夏风雷》应属正史，以政治的观点来看，其记载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并且其出版的年代为阶级烙印最为深刻的一九七四年，所以我们不能苛求其记载的客观性。从尚存的老人们的讲述里我了解到在这次反扫荡斗争中最惨烈的一次战斗不在杨家坪，不在高桥蔡，也不在陈道士，而是发生在螃蟹山上。那些老人们在谈到那三天三夜不绝于耳的枪炮声时，皮肤松驰的脸上仍浮现出惊悸的神情。他们讲的一切使我震憾之余，萌生了到螃蟹山走一趟的念头。

我是二零零零年端午节那天乘一条放鸭的小木船上到螃蟹山的。虽然自小我就熟悉这个名字，但是上到山上后，我仍为这山的神奇而惊叹不已。从江夏县的地图上我们可以看见鲁湖的水面面积呈不规则的椭圆形，而螃蟹山则赫然地位于这个椭圆的圆心处，这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地球的运行轨迹和太阳的关系，造物主的神奇让人目瞪口呆。八八年的时候我因公差去过一趟洞庭湖上的君山，其时我为君山的钟玲俊秀而感叹万千，流连于怪竹丛中，徜徉二妃墓前，站于高峰之上看八百里湖光山色，我竟觉得君山有如一位绝色女子在碧绿欲滴的莲叶中翩翩起舞。而这天我站在怪石嶙峋、寸草不生的螃蟹山山顶看白帆点点的鲁湖水面时，我竟觉得螃蟹山有如一位岿然屹立，威武不屈的古代武士，他的全身满是战争的印迹和创伤，却千百年来冷漠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确实，我为螃蟹山的坚硬和贫瘠而震撼。

我没有料到这山上竟住着一位年愈古稀却白发红颜的老人，他告诉我他叫余厚金，今年整整八十岁。看见我这位佰生人后他显得非常高兴，拿出自酿的白酒要我无论如何得品尝品尝。就着刚从湖里捞上来的鲜嫩“翘嘴白”鱼，从没有喝过酒的我竟喝得有点飘飘然然。当我告诉他我来螃蟹山的目的后，他大笑了起来，问我弄清楚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往事作什么？我哄他只是为了写小说。老人却笑得更厉害。我不解，问什么事竟让他如此开心？老人就用筷子指着我的额头说：“你小子别哄我了，老实告诉我，你是严文强，严先生的什么人？”我一时惊呆了，自个儿上上下下打量了自己一番，没有发现哪儿有证明自己身份的地方。我只得如实告诉老人我的身份。

“是嘛，看你的额头和说话的口气就知道你是严先生的后人。你小子在我面前撒谎还嫩了点。”老人得意地喝了一大口酒。

谁会料到那时候老人竟是我们家的一位放牛娃，螃蟹山血战打响的头一天晚上是他用小木船冒着瓢泼似的大雨将爷爷从严家铺送到螃蟹山上。爷爷到山上的目的是要周小山不能和鬼子硬拚，得想办法在鬼子将螃蟹山围住以前将山上的兄弟们全撤出去。然而时间毕竟太仓促了，爷爷的计划还未得到落实，第二天早上鬼子就将螃蟹山围得象铁桶一般，就连一只野鸭也休想从鬼子的眼皮底下飞出去。鬼子起先派了一位长得象猴子似的二狗子撑着小划子带了一份劝降书到山上要周小山和爷爷他们投降。爷爷看了劝降书没有吭声，拿眼看周小山。周小山一把将劝降书撕得粉碎，抽出后背上的大砍刀，扯过那二狗子，一下就将这家伙的左边耳朵给划了下来。他眉毛倒竖着大骂：“回去告诉狗日的小鬼子，有种就给老子到山上来。”

战斗从当天上午十来点钟开始打响，鬼子起先用小钢炮不住点地往山上轰了一个多小时，然后用冲锋舟疯了一样往山上冲。好在螃蟹山天生地势险要，加之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所以在头一天，鬼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仅一点便宜没有点占到，反而被打死了不少。水面上到处漂浮着鬼子尸体和底朝天的冲锋舟，湖水也因为饱浸血水而由碧绿色变成了淡黄色。第二天鬼子仍没有占到什么便宜，虽有几次有一小部分鬼子冲上了河滩，但在密集的火力下一个个仍被打死在岸边。第三天鬼子就根本没了动静。周小山和他的手下们都很得意，说鬼子也就这程咬金似的三板斧，没什么了不起的。爷爷却皱着眉头很担心，猜测鬼子的葫芦里到底装的是啥药。在半夜时爷爷还是下了决心，在和周小山商量后，决定由余厚金划着来时的那艘小木船，带着十八名挂了彩的兄弟趁夜色试着溜出鬼子的包围圈。

“得亏你爷爷情急之中出了这个好注意，要不周小山的那帮子人就要被鬼子连锅端了。”余厚金敬佩地说，“只是在临上船时出了个小插曲，周小山突然叫人一下将你爷爷给绑了，不由分说就将他给扔在了船上。你爷爷脸涨得彤红，急得破口大骂，说周小山置他于不仁不义，背千古骂名。周小山却懒得理会，只是吩咐我赶快开船。其实你的爷爷也在战斗中挂了彩，一颗子弹从他的左边肩膀上直直地穿了过去，流出的血将左边的身子都给染红了。从这点来看周小山还是一个有仁有义的人。”

爷爷就是这样被周小山强行从螃蟹山这个死亡之地中给救了出来，虽然行为有点儿蛮横，但也看得出周小山在对待朋友时还是非常讲义气，最起码在大难当头时他将生的希望留给了别人，将死亡留给了自己。

爷爷在头天晚上的担心虽然是出于自觉，但是在第二天竟得到了印证。太阳象被血水浸泡过似地从东边的湖面露出半个脸时，鬼子开始往山上打炮，炮弹撕裂空气后落地时竟没有前两天那震耳欲聋的脆响，而是闷闷的，象盛满酒的坛子被打碎的声音一样。响声过后，一股呛人的黑烟挟带着刺鼻的臭鸡蛋味扑鼻而来，呛得人的嗓子眼象针扎一样。没多会儿，整个螃蟹山就完全被这黑烟给笼罩了。爷爷由奶奶搀扶着站在严家铺的河岸上急得直跺脚，口里直说：“坏了，坏了，狗日的小鬼子在放毒气弹了。”

周小山久经沙场，鬼子的第一颗炮弹落地他就大呼兄弟们赶快用湿毛巾堵住嘴巴和鼻子。无奈螃蟹山虽可称山险水秀，但这水秀只能算周围的湖水，山上连一眼泉眼也找不到，平时吃的水都得到湖上去担。眼看着许多想到河里用河水浸湿毛巾的兄弟才到河边就被毒气给熏倒了，周小山眼睛都急红了，情急之中，他大声喊：“别跑，别跑，大家快往毛巾里洒尿。”……这一招虽然没能阻止鬼子登上螃蟹山，却也没使留在山上的兄弟们在鬼子的毒气弹下全部死绝。留在山上的六十八个兄弟，除了周小山和范财标等八人在昏迷中被鬼子俘虏外，其他的全部被毒气给熏死了。

鬼子撤走的第三天爷爷一个人推了一条小渔划上到螃蟹山上，山上断垣残壁，焦土遍地，兄弟们的尸体横七竖八地散落在山上各处。爷爷一个人在山上呆了三天，他再次回到严家铺时，整个就象变了一个人似的，神情痴呆，寡言少语。这三天他一个人在山上干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人们只是猜测这三天里他将兄弟们的尸体一具具掩埋了，因为在以后的日子里有几个胆大的打渔人偶尔到山上去了一下，山上竟一具尸骨也见不到了。只是连爷爷本人也没有料到，他这三天里所做的事情在解放后竟也成了他的一大罪状。

爷爷对周小山等几个活着的兄弟的命运非常牵挂，后来他派了人到赤矶山鬼子的炮楼打听他们的下落，谁知打听消息的人带回的消息气得爷爷差点儿闭过气去，原来周小山带着那几个兄弟投降了鬼子，他本人被鬼子委了一个小队长的官职，打听消息的人见着他时，他正带着一队伪军在炮楼前练正步走哩。

“土匪，土匪，我怎么就瞎眼了呢，难道不晓得狗走千里改不了吃屎这一古训呢。我他妈真是冤活了四十多岁。”爷爷当下将手上的一只紫砂茶壶给摔得粉碎。

爷爷的心情一直抑郁着，在内心深处深深为自己看走了眼而自责。这种负罪的心情一直到鬼子投降时才有所缓解。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平日爷爷非常自负。

听人讲在得知鬼子投降的消息时，全村只有爷爷一个人放了鞭炮，村里的老百姓见面时除了象谈论天气的好坏一样说说：“哟，小鬼子投降了”外，其表情和平日没有丝毫的两样。

五

一九四五年冬天的时候，一个戴眼镜、蓄着长长头发的瘦高个经过多方打听后找到了严家铺，他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丁一定。爷爷当时正伏在桌子上看那本翻了不知多少遍的老掉牙的《本草纲木》，奶奶则在一旁默不作声地纳鞋底。看见丁一定时爷爷惊叫一声从座位上站上起来，迎上前去，紧紧和他拥抱在一起，俩人互相拍打着对方的后背，眼里噙满了泪水。俩人看上去与年纪不十分相称的举止，让一旁的奶奶吃惊得目瞪口呆。

原来丁一定是爷爷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最要好的朋友，毕业后俩人就从未谋过面，这次他是作为国民党省党部的接收大员来安子煤矿接收时找到爷爷的。当晚丁一定和爷爷睡在一张床上，一直聊到东方发白时才睡觉。谁知草草吃过早饭，丁一定就和爷爷告辞了。爷爷竟没有刻意挽留他，只是和奶奶一道一直将他送到村口，临别时丁一定一脸遗憾地说：“老严，人各有志，我也不好强求。那我就祝你和嫂夫人幸福。”

爷爷连连说：“谢谢，谢谢。”

眼见丁一定的身影掩没在远处的村落后面以后，奶奶问爷爷：“丁先生来找你作什么事？”

正怔怔地发呆的爷爷扭过头看着奶奶，犹豫了一刻才说：“他想让我当江夏县的县长。”

奶奶的脸上立时就有了光彻：“有这样的好事，你答应了？”

爷爷说：“没答应。”

奶奶的脸立时就拉了下来：“这样的好事情就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只是遇着你这样的儒夫子，放块金砖你面前也只当是块不值钱的烂铜块。”

爷爷不认识似地将奶奶看了好一刻，然后一脸苦笑地摇摇头。

以后一段日子显得很平静，爷爷一心一意地操持那间药铺，奶奶则恢复了“管家婆”的本来面目，将家里的一切事情料理得紧紧有条。我们家的家业在经过抗战那段时间的萧条后竟象吹足了气的气球一样又有了长足的发展，成了方园几十里屈指可数的的名门旺户。

平静的日子原本就这样过下去，谁知到了一九四七年的夏天爷爷竟莫名其妙地迷上了赌博，这一恶习直接导致了我们家倾家荡产。爷爷染上这一恶习完全没有征兆，听父亲讲，有一天他从安子煤矿回来时一本正经地向家里人宣布他开始赌博了，并要求家里人原谅他的这一不当之举。当时他的表情仿佛是在宣布准备做一件了不起的正经事。

奶奶将爷爷的话只当是玩笑，因为她对爷爷太了解了，所以她只是说了句：“别乱讲疯话。如果你真的赌博，看我和你儿子不将你赶出家门才怪。”

但是爷爷完全说的不是玩笑话，因为当天晚上他就跑到邻村杨家湾开始了他连续二年几近疯狂的赌博生涯。

这次回严家铺走了一圈后，我也顺便到杨家湾走了一趟，想借机了解一下当年我的爷爷在此留下的“辉煌业绩”，因为据父亲讲，我们家几近百分之百的家产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被爷爷轻飘飘地全给扔在这个比严家铺小得多的村子里。父亲讲得很轻松，得我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赌博是和一个人的智商紧密相连的，运气好坏只是决定输赢的一个次要方面，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则在于一个人的智商高低，我不相信象我爷爷这样聪明的人竟会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将若大的家产输得净光。

“你相信也罢，不相信也罢，反正你爷爷不到两年的时间确实将家业给全输光了。”父亲一脸无奈地说。

我一时无话，但更加坚定了到杨家湾走一走的决心。

杨家湾只有二十来户人家，破旧的泥土屋都很有规律地朝向东边，村后是一片稀稀拉拉的杂树林，这个季节都正长得枝繁叶茂。村子里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当然他们一个也不认识我。当我穿村而过时，一股让人窒息的腐烂气息扑鼻而来，许多穿作破烂的老人和小孩都向我投来佰生的眼神。看得出这是一个几近与世隔绝的小村子，看来我想在这里找到与爷爷有关的蛛丝马迹的希望只能落空了。村口处有一个用破旧铁皮搭起的小棚子，一个黑瘦干瘪的年轻人坐在里面打瞌睡，面前的一张辨不出底色的小方桌上杂乱地摆着许多蒙满灰尘的廉价的香烟和饮料。我觉得有点儿口渴，就买了一瓶健力宝坐在棚子前的一条长凳上慢慢地喝。

谁知那年轻人是一个健谈的人，他对我打量了一刻，问我：“省城来的？”

我说：“是的。”

“找朋友？”

“不，随便转转。”

“穷得叮铛响的，有什么好转的。”

我喝一口饮料，笑笑：“以前也这样穷吗？”

“以前？”他愣了一下，“在我的印象里，我们杨家湾多少年来都是这么个穷样。你看见的，我们都是以种田为生，可是现在种田哪能赚得到钱呢？”

“知道严峻臣吗？”我犹豫了一下问。

他警惕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说：“知道但没见过。只是听说他会赌博，不到三年时间将严家铺严文强的家产全都给赢了来。但他还未来得及享受这些赢来的钱财就被政府给毙了，理由是他的家产太多了。”

“严文强赌博的水平这样差？”

“他哪是在赌博，完全是在故意送钱。听人讲他只是摇了个两点也敢将十担好田给押出去。两点，你知道的，没有什么比两点还要小的了。”

“那他不是神经有毛病？”

“才不哩。他精得象只兔子，他是故意将大地主的位置让给严峻臣的。要不严峻臣哪里够得上地主呢？也不会被枪毙。”

“严文强不也是被枪毙了吗？”

“那是因为他与土匪周小山有瓜葛……你打听这些事情干什么？”他突然将话打住，转而用一种怀疑的眼神儿看着我。

“没什么，只是随便聊聊。”我喝完最后一口饮料，说了声谢谢就走了。

可以猜想得到，爷爷当时在杨家湾的豪赌是如何让人惊心动魄，不可理解，要不为什么五十年以后那些不十分喑得世事的小年轻们仍对那些往事有所耳闻呢？我不知道爷爷赌博的故事在杨家湾人的记忆里还要保留多长时间。

没错，我们家的家产是被爷爷在解放前的两年间全给输光的。在我们家几近一贫如洗的时候，严家铺解放了。很自然我们家连个富农都够不上，只是被工作队定了一个中农，在后来的土改中还分得了以前是我们家的后来被爷爷输给严峻臣的两亩土地。而严峻臣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地主，整日戴着一个又高又尖的纸帽子被扛着步枪的工作队员在四邻八村里游村批斗。再后来工作队在他家的一间茅屋下面的一个土窖里发现了许多的地契和金银珠宝，并有一个详细的帐本，记录着谁家分了他多少地，那家分了他多少田。这些东西在当时能够很轻易地和反攻倒算挂上钩，结果严峻臣被名正言顺地抓进了大牢，定了死罪。

刚解放那会发生的许多事情让人目不暇接，但奶奶仍从其中发现了爷爷不同于常人的精明之处，她深深地为前两年错怪了爷爷而内疚，因为在一九四八年的除夕那晚，她因气愤爷爷沉缅赌博一夜未归而扯过一根麻绳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以求一死来使爷爷悬崖勒马。但她最终没有死成，在她将绳子套上自己的脖子那会儿被父亲发现了。爷爷赶回后只是艾怨地看了奶奶一眼，摇摇头说：“真乃妇人之见。”奶奶肯定原想爷爷会安慰她一番，没曾想爷爷竟会说出这样的话，就恼羞成怒地吼道：“好，我不死了，我倒要看你将家产输光了会落下个好结果。”爷爷冷冷说了句：“你等着看吧。”扭头又赶到杨家湾，继续赌博。

现在看来爷爷这一看似放纵的行为实则是有先见之明，试想想，爷爷若听了丁一定的劝告当上江夏县县长，即使没甚劣迹也难逃脱一层皮；爷爷若不在解放前两年将家产输光，其大地主的下场肯定跑不了。单凭此两条在那个时候稍有不慎即可惹来杀身之祸。爷爷在这两件事上匪夷所思的决断在那个时候确实一般人难以理解，只能简单地以“败家子”这三个字来加以诠释，但是现在我们发现爷爷在这些大是大非的事情上确实有着常人所不具有的先见之明和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洞察力。那么我的爷爷在错综复杂的境地下又是凭什么作出这一让许多人目瞪口呆的判断的呢？这确实是一个谜。

但是当时爷爷对于奶奶敬佩的目光只是淡淡一笑，莫测高深地说：“别要高兴得太早，看来我严文强是在劫难逃了。”

奶奶惊恐地看着爷爷，事实面前她不得不相信爷爷的一切判断。

果然在一九五零年春节过后的一个雷雨交加的深夜，一个蓬头垢面、满身泥污的壮实汉子湿淋淋地跑到我的家里，爷爷好一阵打量才认出来人竟是周小山。爷爷咋一认出他时竟连坐也没有让他坐一下，爷爷恼怒他没骨气，不该投降日本人。周小山好象知道自己做了错事一样，“扑嗵”一声跪在地上，他说：“大哥，我是没法呀。我只是想留着青山在就不怕没柴烧。其实我跟日本人在一起也没有做对不住中国人的事情。”

原来周小山和其他几个兄弟被日本鬼子俘到炮楼里后，鬼子给了两条道儿让他们自己选择：其一、参加伪军；其二、被砍头。经过一番犹豫和争吵之后，他们最终选择了后者。现在看来，鬼子对于他们这些当土匪的习性非常了解，在没有坚定信念的前提下，若以生命为筹码进行要挟，他们任何条件都可以答应。这样周小山当了近一年的伪军小队长，直到日本鬼子投降后被国民党的部队收编。解放战争爆发后他随国民党部队去过东北，从营口撤退后又跑到淮海战场，接着被解放军撵到了武汉，最后逃到宜昌时整个部队被解放军包了饺子。他只身一人从包围圈里跑了出来，扮着难民四处四处躲藏。不知是出于什么心态，惶惶不可终日中他竟想到了爷爷，于是历尽千辛万苦辗转到了严家铺，目的想要爷爷出一个主意，看看能到哪儿藏身。

爷爷听了他可怜兮兮的述说心里的气也就消了一大半，再想到螃蟹山那段经历，竟一点儿气也没有了。

“你能往哪儿去呢？”爷爷皱着眉头，背着双手，沿着堂屋直转圈。也不知转了多少圈，他也没能想出一个好主意。而周小山坐在灯光下的阴影里，惊惶失措的眼神也紧随着爷爷转动的身影而转动。

“继续呆在螃蟹山？不现实，老百姓都是拥护共产党的，谁看见了你都会将你供出来。找个谁也不认识你的地方隐姓埋名藏下来？也不是万全之策，现在整个中国全是共产党的天下，总有一天要露出马脚。”爷爷边说边摇头。

“难道我就死定了不成？”周小山几乎绝望地说。

“不！”爷爷突然一拍桌子，“只能往南边走，走得越远越好……”

这时紧闭的大门突然一下被人撞开，几个民兵端着枪冲了进来，其中一个当头的大声喊：“嗬，还想跑，我看你们是插翅也难飞了。”

原来不管怎样乔装打扮，周小山刚一进村还是被人认了出来，随之报告了民兵连长。就这样，周小山，当然也包括我的爷爷都成了瓮中之鳖。

爷爷和周小山一道被五花大绑地押出大门时，奶奶疯了一样跌跌撞撞地追出门来，爷爷挣扎着扭过头呵斥一句：“去，到书架上找找，说不定能找出救我命的东西。”

奶奶不知是没有听懂爷爷的话，还是被爷爷的呵斥吓住了，竟呆呆地站在原地，目送爷爷和周小山他们消失在浓浓的夜色中。

为了爷爷留下的最后一句没头没尾的话奶奶和业已成人的父亲将家里能够找到的每一本书都翻遍了，但是他们没有找到可以救爷爷命的东西。

爷爷所说的可以救命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这个谜直到一九五八年的时候才被解开，但是这时爷爷被政府枪毙已有整整八个年头了。

六

枪毙爷爷的公审大会会址是在安子镇镇西朝南的那片空地上，依着一个不大的小款包搭了一个一人多高的台子，四周围贴满了火红的标语。那天整个安子镇可以说是万人空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家全都拥到会场上看热闹。和爷爷一道被公审的除了周小山外，还有杨家湾的严峻臣和张子津的麻三爹。周小山的罪状象《江夏人物志》所概述的那样，他从一九二七年开始就以中国共产党人为敌，残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无数。只是在列举周小山的罪状时，爷爷才知道在他的脑子里留有好印象的陆胜竟然也是被周小山杀害的。爷爷的罪状主要有三点，其一、和周小山一样是土匪，参与残杀中共党员陆胜和许多革命群众，双手沾满中国共产党人的鲜血；其二、窝藏土匪周小山，企图反攻倒算，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其三、是十恶不赦的赌徒。至于出钱出粮资助土匪、为土匪疗伤治病什么的，都是提不上筷子的小事情。那个年代只要和前面两条沾上一点儿边，即使被枪毙十次也不算多。爷爷料定自己死定了，所以谁也没听说过他曾为自己申辩过一句。严峻臣的罪行要少得多，只是个亡我之心不死的大地主罢了。在宣读爷爷、周小山和严峻臣的罪状时会场上始终很平静，看热闹的老百姓们只是在政府的引导下喊了一通震耳欲聋的口号。但在宣布麻三爹的罪状时整个会场象炸了锅，许多人不顾民兵的阻拦，疯了一样冲到台上去打他，没能冲到台上去的，就在后面用砖头石块朝他的身上砸去。汗流浃背的民兵们虽然竭力护着他，以防他被愤怒的人们撕碎，但他仍被打得血流满面，象一滩泥一样瘫软在台子上。麻三爹在安子镇几乎和周小山齐名，他是一个十足的恶霸地主，田产多得不计其数，还强霸民女，光老婆就有九个，欠下的人命说得出名字的就不下十个，其民愤可想而知。

现在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颇有感触。几千年受中庸之道的影响，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已成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处世原则。我的爷爷和周小山即使杀人再多，但和他们没有丁点儿瓜葛，所以在感情和行动上他们只能被动地随着那些政府人员喊一些言不由衷的的口号。而麻三爹亲手制造了他们的痛苦和不幸，所以他们对他的仇恨必然出自内心，并且是竭嘶底里。再则在那个年代，人们好象都被人为地戴了一副神奇的滤色眼镜，如果政府说你是一个坏人时，你身上再多好的东西也会被过滤掉，大家所看见的只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坏人。所以在审判爷爷和周小山时，他们以生命相拚，奋勇杀鬼子的英雄事迹，即使大家耳熟能详，也就很正常地无人提及。只是我难以想象在宣布爷爷的罪状时他的内心是怎么想的？爷爷内心里当时后悔吗？

谁也没有料到临刑时爷爷竟会平静地对县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提出一个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请求，他说能不能当面向他开枪。我们知道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枪毙死刑犯时都是从背后开的枪，所以在爷爷提出这一请求时那位副局长一时竟不知所措。但爷爷的表情异常平静，话也说得很客气，让人一下难以拒绝。犹豫了一刻，那位副局长问爷爷为什么要提出这么一个请求？

爷爷说： “因为我和其他人不一样。”

副局长一下睁大眼睛：“都是一样吃枪子，哪儿不一样？”

“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一九二七年我参加过鄂南暴动。”

那位副局长的眼珠子差点儿没从眼眶里掉下来，他使劲啐了一口，声色惧厉地说：“临死了你还敢扯谎。”

“我没有扯谎，我说的是真话。”爷爷说。

“你没有杀过共产党人也是真话吗？”副局长吃吃地冷笑起来。

爷爷一下无言了。

最终和周小山、严峻臣、麻三爹一样，爷爷被人捆得象个粽子一样，被人一枪打得趴在棺山脚下的乱石坡上，哼都未哼一声，死了。

奶奶在给爷爷收尸时连将绑在爷爷身上的绳子解下来的力气都没有。最终爷爷身上绑着绳子，被一张破草席裹着，埋在了棺山脚下。

七

爷爷死后，奶奶成了“土匪婆”，父亲也变成“土匪崽子”。他们在那个特殊年代的痛苦经历在现在的电影、小说或者回忆录里根本找不到踪迹，现在的人们也根本难以想象到。

“那确实是一个疯狂和让人捉摸不透的年代。”父亲在回想往事时仍心有余悸，“人们就象现在的幼儿园的小孩一样单纯天真，政府的每一句话都象圣旨一样让人不敢有轻易的怀疑。政府让干什么，肯定会毫无条件地努力去做好，政府不让做什么，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政府说你是一个坏人，那你就是坏人，谁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训斥你两句或踹上两脚。那时的人好象都比现在的人思维简单，从不怀疑政府的决断是对还是错。”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问父亲。

父亲苦笑着摇摇头，说：“我也说不清个所以然，但是那时的领导干部肯定不知贪为何物，他们都是在踏踏实实、大公无私地为中国共产党、为老百姓作事。既然无私，肯定会为老百姓作事。既然全心全意地为老百姓作事，那老百姓凭什么不相信你呢？所以他们在工作中偶有失误，老百姓也会谅解。”父亲很自然地说到了爷爷，他说：“谁也没有料到你爷爷还确实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所以说他被杀得冤一点不为过。”

爷爷最后说的那句没头没尾的话一直让奶奶耿耿于怀，她连在睡睡梦中都想着将这句话的谜底给找出来。经过几代人的收集，我们家的藏书颇具规模，药房后面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小房是我们家的“图书馆”，四壁的书柜，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屋顶，以致上面的书非得找梯子才能够拿得着。这些书林林总总、包罗万象。解放头几年爷爷沉缅于赌博，虽将家产输了个精光，但书房里的书他却一本也没动。即使以那时的标准来看，许多书都价值非凡，比如康熙年间编纂的《康熙大词典》、明朝永乐年间的《永乐大词典》都是正儿八经的线装本，还有木刻版的《史记》、《二十四史》等，现在连看都难得看到。书的多少也应是财富组成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将书的多少也作为划分成份高低的一个标准。真的，如果书的多少也是划分成份的标准，我们家肯定不只是中农。

奶奶孜孜不倦、没日没夜地一本书一本书地仔细翻寻，在将整个书房的每一本书都翻遍了，也没能找到爷爷那句话的谜底。她不死心，仍继续翻。多年了，谁也不知她将那些书翻了多少遍。父亲看着她几乎偏执的模样，多次劝她不要再翻了，说不定爷爷只是随便说的一句糊涂话。但她死活不信，仍固执地坚持着。原本她就这样一直翻下去，直到她再没有力气翻动为止，谁知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个谜底被父亲在不经间中揭穿了。

最开始时我说过，我们严家的人都有一个高的智商，这句话在父亲的身上得到了最有力的验证。他一天学堂也没有上过，全靠爷爷和奶奶利用空闲时间一个字一句话地教他。到最后他不仅对诸子百家烂熟于心，而且对于数学、几何等自然学科也都有了很深的根底。一九五七年的时候，他不知通过什么办法打通了有关关节参加了高考，谁知不考不知道，一考让许多的人目瞪口呆，他竟以江夏县文科第一的身份考上了北京大学。谁知录取通知书下来后被江夏县文化局卡住了，因为是父亲是“土匪崽子”，政审没能通过，北京大学也就很自然地没能去成。第二年父亲又试了一次，这次报的是南京工程学院，竟然又是一考中的。一个为人不齿的“土匪崽子”竟然这样轻松地考上大学，这种结果让许多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后代们脸上挂不住了：“他们家解放前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拉屎撒尿，解放后仍想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拉屎撒尿，没门！”这次不仅南京工程大学没有去成，并且明令禁止父亲以后参加高考。父亲得到这个消息一时疯了一样，不顾奶奶的阻拦，将书房里的书柜全掀翻了。他疯了一样嚎啕着，泪流满面地将散落在地上的书一本一本地撕碎，象雪花一样撒向四处……然而在撕那本木刻版的《史记》时，从撕开的蓝色封皮里飘落出手绢大小一块已经发黑的粗麻布，父亲将这块布展开，发现竟是一个袖标，中央用黄色的粗线勾勒出一个粗糙的斧头镰刀图形，外围是一个不十分规则的五角星。父亲将这东西拿给奶奶看时，她惊叫一声：“就是它，就是它。”接下来在封皮的夹层里奶奶和父亲又找出了一个用牛皮纸作封面的巴掌大小的党证，封面夹着的一张绢黄色的马粪纸上用毛笔写着“严文强同志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入党介绍人为梅林苏维埃主席祝正美。民国十六年秋。”后六个字上模模糊糊地好象盖有一个红色的印章，但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汗水和雨水的浸蚀，印章上的字迹已经根本认不清了。

“真的呀，想不到你父亲还真是共产党哩。”奶奶将那块布和党证紧紧捂在胸口上，激动得浑身直哆嗦，“这么说你父亲是对共产党有功的呀，再怎么说也不致于被共产党杀头呀。他对我说这话时我怎么就没有找到这些东西呢，若找到了，他是绝不会被枪毙的呀。”奶奶说到这里又抽搐着开始嚎啕大哭起来。

父亲却很平静，说：“谁知道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呢？”

“怎不是真的呢？我与你父亲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他从没有在我的面前说过假话。”奶奶这时有点儿恼怒父亲所说的话。

但是在冷静下来后奶奶还是听进了父亲的意见，得想办法找到祝正美这个人，爷爷的本来面目只有他才能证明。

也不知父亲是通过什么办法打听到祝正美这个人的经历，五天以后，他垂头丧气地告诉奶奶，爷爷的不白之冤怕是难以洗清了。原来祝正美虽是爷爷的入党介绍人，但是他在一九三九年的时候背叛了共产党，成了日本人的一条走狗，一九四一年的秋天，这个叛徒被鄂南游击队的锄奸队在贺站这个地方枪决了。

奶奶手里紧紧攥着那个袖标和党证，整个人立时象一滩泥一样瘫了下去。这以后她就一直躺在床上，直到死去。

人就是那么回事，更多的时候是依靠精神来支撑自己的生命，这种精神存在时，生活中再多坎坷和苦难都不能奈他何，但是当这种精神在一瞬间消失后，生命也就象耗尽燃油的灯，随之马上熄灭。爷爷死后奶奶活下来的精神支柱在于爷爷最后所说的那句不着边际的话，现在这句话的谜底找到了，并且在事实面前是肯定起不到什么作用了。奶奶赖以活在世上的精神支柱在一瞬间也就土崩瓦解、消失怠尽，她的生命之灯也就熄灭了。

奶奶是在一九五九年十月六日通过上吊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的，那时候这种方式是许多厌世人的第一选择，不象现在有安眠药、农药或者故意往车轮子底下钻等方式来得快捷。头一天晚上，她当着父亲的面，毫无表情将那个袖标和党证用火柴点着，一把火烧了。她说这东西既然留着没什么用处了，还是烧了好，留着，说不定日后还会带来什么倒霉事。也幸亏奶奶将这些带有叛徒印记的东西烧了，因为在几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家所有的藏书全被那些一脸稚气的红卫兵给搜了去，如果他们在其中搜着那袖标和党证，父亲在“土匪崽子”的帽子上不知又会被扣上一顶什么大帽子。而这顶侥幸躲过的大帽子肯定要比“土匪崽子”这顶帽子不知重多少倍。

奶奶死后，父亲遵从她老人家的遗愿用一口薄得可怜的棺材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偷偷地将她葬在了爷爷的坟旁边。

谁知爷爷的故事并没有完结。奶奶死后第二年早春的一天中午，以县委书记李锐成为首的一大帮子人前呼后拥地陪着一位身材高大、断了一只胳臂、说一口浓浓湖南话的人来到了严家铺，指名道姓地要找我的爷爷严文强。县里的人都必恭必敬地称这人为顾将军。

从父亲的口里得知爷爷已不在人世后，顾将军的表情明显很失落，看得出他到严家铺是冲着爷爷来的。好一刻他才恢复常态，拍着父亲的肩膀，连连说父亲长得和爷爷一模一样，说话的表情和神态都象，特别是又圆又阔的额头，简直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这将军是一个爽朗人，声如洪钟，无拘无束。他告诉父亲，他与爷爷是真正的生死之交，一九二七年搞鄂南暴动时俩人在一起，一九三零年打长沙时俩人仍在一起。要不是打长沙时吃了败仗，部队被打散，他和爷爷说不定不会分开。他说他只所以不远千里跑到严家铺来找爷爷，是因为爷爷是他的救命恩人，在长沙城下，敌人的机枪子弹打中了他的脖子，他痛得昏了过去，是爷爷冒着枪林弹雨将他从死人堆里拖了出来。伤好后他在内心里给自己许了愿，只要死不了，他就找机会一定找到爷爷。他还说他和爷爷一样都是在鄂南暴动时入的党，介绍人还都是后来成了叛徒的祝正美。

“狗日的严文强是条打仗的汉子，怎么看也不象读过高书的人。要不是腿被打拐了，他也不会离开部队，回到这个鬼都不会下蛋的地方。”顾将军笑骂着不住赞叹爷爷。

但是顾将军愈是称赞爷爷，那帮随他一起来的县里的干部的脸色愈是难看。最后他看出了一些端倪，就顿了一下，逼视着眼前这些唯唯诺诺的父母官们，大声问：“你们告诉我，严文强这狗日的后来回家后作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那些县里的干部犹豫了一下，最后长得矮墩墩的李书记凑到将军的耳边说了几句什么。将军的脸色立时凝重下来，好一刻他长长地叹一口气，说：“他妈的，我一生从未看走眼的，倒是将严文强这狗日的给看偏了。”

从此以后，爷爷的一生算是彻底被盖棺定论了。

我的爷爷一生就是这样的经历，并且至今乃至以后永远也不可能洗刷掉“土匪”这一恶名。现在的人们对过去的陈谷子烂芝麻已没有一点儿趣味了，他们感兴趣的是改革开放和因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实惠，所以对于几十年前发生的许多故事，更多时候他们是嗤之以鼻，即使在茶余饭后发表观点，也是根据那些“官方”的记载去评判是非曲直，这也决定了我的爷爷在过去是“土匪”，在以后也永远是“土匪”。如果正视历史，政治这副滤色镜在更多的时候只能反映客观事实的一半，而另一半则被冷漠地过滤掉了。这些被过滤掉的为一般人不所知的东西，于社会、于所有无切肤之痛的人没有一点儿关系，但是于当事者亦或当事者的后人却有着永远挥之不去的关系，比如我的爷爷在天之灵、我饱受心灵和生活双重煎熬的父亲以及现在郁郁不得志的我，哪一个人的脚窝里不满盛着那些被过滤掉的东西？确实，一个人的经历虽然可以点缀一下他所处的时代，但是他的是非功过肯定不能由他自己来评判。

好了，我不想在爷爷的恩恩怨怨上过多地怨天尤人，社会和生活就是这样残酷无情，一个人的不幸有如广袤大海中的一滴可怜的水珠，难得翻起让人瞩目的浪头。我虽然不得志，但仍得在自己日后的人生道路上规划一个自己的路标。但是我的路标是什么呢？难道仍是爷爷和父亲的人生足迹不成？！

我不知道，但是我会告诉我的妻子，我不会再怨天尤人了，并且我会每年到爷爷和奶奶的坟前磕头烧香。到我的儿子长大后，我也会带他一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