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的一声，春雷在深夜里突然炸响，急促雨点打在雨凉棚上，“滴滴滴”直响，像是病重的武汉，泪水夺眶而出，诉说着“封城”后的伤痛。雨，下了大半夜，临近六点停了，我也该起床了。

打开窗户，只见屋前樟树叶零零落落，打散了一地。远处的小区道路上，梧桐花蕊被风雨卷起了一道道淡黄色的“斑马”波纹。

伫立窗前，盼着疫情早点结束，好回乡看望母亲。前几天，大姐打来电话说：“母亲精神恍惚、絮絮叨叨、语无伦次，拎着大包小包，夹着心爱一生的扁担要下楼，说是要过来看我。”听着，我的双眼瞬间湿润了……疫情阻断了我回乡的路，愿望被搁浅，我内心一阵酸楚……

母亲曾是大户人家的女儿，解放前田地较多，6岁时就下地干活。解放后母亲家被划为地主，是常受批斗的对象，长期被人羞辱抬不起头。16岁嫁入一贫如洗的廖家，生育了我们三男二女，操持着儿女成家立业。

母亲今年87岁，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全靠拐杖走路，每天习惯两次下楼转转。满是皱纹的脸上，印着全是慈爱与沧桑，曾经乌黑的头发已经大部分变白。母亲那向上拱起的驼背，就像座小山压制她前行的脚步。 双手粗茧，岁月记载着母亲一生的辛劳。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母亲大字不识，只会劳动。一边干农活挣工分。虽是文盲，凭着用手测试谷种的温度，用眼观察谷种的湿度，育出的秧苗成活率高达98%。一边还要挤出下工后时间当挑夫。常常从20里的知音湖挑生活日用品、农资化肥到供销社，一天可以赚上块吧钱，以补贴家用。

队里常有人说，我家孩子多、劳力少、吃口多、靠队里养活。听到这些话母亲从不还击，却总是闷在心里怄气。扁担是她一生从没离开过的劳作工具，她用扁担挑起了这个家，在艰苦的岁月中前行。

80年代初，我参军到了部队，不到一年时间就考入军事院校。我一次寒假回来探亲，陪母亲剥花生，母亲讲起了上堤挑土方的事情。那个年代，我们这里没有公路，板车都无法拉，只有靠双肩挑。位于武汉市蔡甸区西南的洪北大堤，就是人挑起来的。那是1976年冬天，母亲带着不满18岁的大哥和20几岁大姐去洪北兴修水利。

洪北是1954年的泄洪区，沼泽一片，并有血吸虫，母亲不忍心带着哥哥姐姐去，但考虑到父亲多病身体虚弱，生产队又是按人头分的土方任务，七口人，土方高达100多方，无耐之下，母亲含泪带着姐姐哥哥坐着手扶拖拉机上了堤。

洪北湖区杂草丛生，一片淤泥，自挖自挑一个半月，终于完成了任务。第二年春天普查血吸虫时，母亲和姐姐都感染了，母亲连续几天晚上都在哭，恨自己不该带孩子们去挑堤。母亲和姐姐至今仍带血吸虫引起的病灶。

母亲不仅要带着我们兄弟姊妹生活，还要到田里劳作，挣那只有靠她的双手才能换来口粮的工分。我知道当时母亲心中是很苦痛的，可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充满着酸涩与苦味，每次收工回来，母亲看到我们一个个脏兮兮的，饥肠辘辘的样子，顾不了一天的劳累马上给我们炒菜、做饭，饭做好先让我们吃。

母亲在雨天里戴个烂草帽，穿件烂麻布衫去挑运，挑了好多天，才凑够钱给我买了双上学穿的胶鞋，与湾里人合伙买了几尺军绿色“的确凉”，准备给我做新裤子。结果那年冬天我入伍了，十七岁的我，从没穿过一条完整的裤子，都是哥哥们剩下或别人救济打了好几个补丁的裤子。父亲走的早，母亲把我们姊妹五人拉扯大，现在人丁兴旺，四世同堂。

扁担是她一生从没离开过的劳作工具，她用扁担挑起了这个家，在艰苦的岁月中前行……

如今我们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却因疫情阻止了回家的脚步。望疫情早日结束，第一时间回乡看我的母亲。

廖生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