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这是我父亲的捐款。”

我来到父亲单位离退休干部处，党支部书记接过我手中皱巴巴泛黄的，印有“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字样的信封袋，数了数，整整2000元。书记问道：“你爸爸呢？为何不亲自来，下楼就是老干活动中心呀！”我回答:“父亲腿摔了。”

那是去年初冬的一个清晨，父亲同往常一样五点半起床，穿上蓝白相间，带钓子(耐克)的运动衣，背上长剑，到中山公园去打太极剑。

太极剑是在太极拳的基础上扩展的一种独道剑法，要求轻柔和缓，用意不用力，体松心静，呼吸自然，精神内固，形神合一。比太极拳稍快，如行云流水，连绵不断，沉稳圆和。

父亲打完整套太极剑，突然下起了小雨，赶紧收拾东西，边走边朝家的方向急行。刚上公园中的金水桥，迎面走过的老大爷说:“慢点！慢点小心！”大爷的话音未落，“啪”的一声沉响，父亲重重摔在地上，无法动弹，大爷同过路行人上前，欲扶父亲站立，父亲说:“不行，好疼，快通知我的家人，电话号码在我胸前钥匙牌上。”

我和我大哥同时到达事发地，将父亲送往协和医院，拍片诊断显示右腿粉碎性骨裂，必须手术。

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从此父亲整天与木床相伴，枕头边放着他心爱的收音机。

父亲最关心的是抗击新冠肺炎的实时新闻。中午时分，父亲躺在床上收听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一档“众志成城，抗疫情特别报道”，一会儿眼泪汪汪。我俯下身问父亲，怎么哪？父亲说：一位抗疫一线护士的事迹很感人。她叫吴怡颖，驰援武汉的医护人员，是上海市中医院的一名护士。1994年出生，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见到了最平凡的生离死别。

原来，这位护士是这样述说的：2月15日18床的叔叔离开时，我在上夜班，拔掉氧气管和插管，耳朵和鼻孔塞上棉球，遗体消完毒，裹上两层床单，然后推到走廊尽头的楼梯口，等着殡仪馆的车来接走。从病房到走廊楼梯口一共50米的距离，但推行病床时走得很慢，平时几十秒的路程，足足走了8分钟。我们不能让他的头碰到任何东西，让他走得顺顺利利，走廊里摆着治疗柜，行进时特别要小心，行进中她喊着“老先生，一路走好！”是一位护士姐姐教给我的仪式，庄重而悲伤。没有一个家属，这是一场安静的送别，短短的50米，我感觉走的很漫长。

父亲讲述完，动情地说：“新冠肺炎疫情真是牵动人心，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被感染、甚至被疫魔夺去了生命，一个个医务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前往一线参加战‘疫’，多名医护人员、基层干部、民警、社区工作者牺牲在一线，而我躺在家里什么也干不了，我要捐款2000元，尽点绵薄之力！”

听完父亲的讲述，我无比心酸，更对父亲肃然起敬，往事一幕幕浮现眼前。

父亲今年81岁，入党57年。退休前是一名广播工程师，也称为广播技术员或广播操作员，专门操作和维护用于录制和将声音、图象等信号传送的设备。父亲热爱广播事业，他时常给我们姊妹几个讲:广播是人类社会在社会实践中日益增长的对信息的需求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座人民广播电台1940年12月30日在延安试播。

父亲是一个非常勤劳的人，黑瘦的脸上布满了皱纹，透过银边老花镜片可以看见父亲那双慈善的眼睛。父亲是本“书”，我一直在读，但一直都读不懂。记忆里的父亲有时热情奔放，有时却内敛沉稳。在我的眼里，他似乎不像别人家父亲那样对孩子百般呵护、嘘寒问暖。小的时候，父亲总是会在吃饭时用一种高高在上的语气，喊我去洗手，似乎从小到现在，我也没听过父亲对我说过一个“爱”字。天下的父亲又好像一样，不善于表白，但生活中有了他，才算是个温暖的家。父亲与母亲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父亲不像母亲，当早晨我还赖在温暖的被窝时，父亲则会慢慢地、悄悄地跑步去了。

父亲在城里上班，我们住在知音湖边的乡下。父亲三到四个月回来一次，60年代没有公路，更谈不上有车，父亲每次回来都是汉阳马仓湖坐小木船，小木船一天才划二趟，有一天父亲休假，从汉口步行汉阳，足足走了2个小时，没有赶上头班船。

父亲站在湖边，耐心的等了半天，第二班船到了，父亲才上船回到了家。我放暑假在家中，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带着母亲和我到汉口。我没有去过城里，感到无比兴奋，出门就一条弯弯的小河，我站在河堤放眼四望，视野开阔，心情晴朗。堤上杂草丛生：蒲公英、茅根草、牵牛花、狗尾草等，比比皆是，煞是壮观好玩好看。

到汉口的第三天便是我七岁生日，我们一家围坐一起，彼此祝福着。父亲把手搭在我肩上，并送给我一支精致的钢笔。礼物虽小，却格外珍贵。烛光照着父亲的脸，显得那么和蔼，可亲，眼神里流露出希望和爱。我默默沉浸在幸福之中。

  时光荏苒，父亲已是颐养天年的老人。在全国共抗疫情中，他让我代为捐款，又一次彰显了一名老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