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后，说：“想问题，动手动脑，工作方法，我们要学主席；工作精神我们要学总理，他是全党的楷模嘛。”
美国著名政治家基辛格在谈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时说道：“毛泽东致力于加快历史前进的速度，周恩来则善于乘时乘势。”胡耀邦和基辛格的评价，大抵可以说明毛泽东和周恩来各自的特点。周恩来善于从毛泽东尽快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战略高度来理解毛泽东的每一个决策，很多时候都参与了制定；同时更善于作为一个忠实的执行者处理好每一个细节问题。在发现涉及决策层面的问题时，周恩来还特别善于化被动为主动。他们这种长期的相知互信的关系，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
水利在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中国的自然地理特点和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从大禹治水开始，中华民族一直把治水作为治国兴邦的重要一环。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就根据国情和人民的意愿，立即把水利建设列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毛泽东在治水方面高瞻远瞩，以雄伟的气魄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治理、开发、保护江河的战略目标。周恩来则将战略与战术紧密结合起来，周到细致地进入具体操作中。

1952年10月，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并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

周恩来迅速落实毛泽东的四个治淮批示

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千头万绪。周恩来经过反复权衡，在作好全面安排的基础上，确定把水利和铁路作为工作的重点。我国著名水利专家林一山后来回忆：每当全国发生难以解决的水利纠纷，或是水利建设中出现重大难题，周恩来都亲自出马，认真处理；凡是毛泽东交办的治水任务，周恩来更是抓得紧，抓得细。当时水利方面首先需要治理的是淮河。周恩来指出淮河连年发生水灾的直接原因是：抗战初期蒋介石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造成了极大灾难，创伤一直未能平复。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夏季，长江和淮河堤防决口，江、浙、沪的海堤在台风袭击下几乎全线崩溃。
1950年7月，淮河中游又是水势猛涨，超过1931年最高水位，造成重大灾害。治水如治国，如何消除水患，对于一个诞生不到一年的人民政权，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7月20日，毛泽东看完华东防汛总指挥部7月18日关于安徽、河南两省水灾情况报告后，就根治淮河问题写批语给周恩来：“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如何，请酌办。”
周恩来看到了毛泽东转来的灾情报告和批示后，于7月22日约请中财委主任董必武、财政部长薄一波和水利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和张含英等人，研究防灾救灾和导淮工程问题。最后决定由水利部和中财委计划局负责草拟导淮根本方针与次年度水利计划。
8月1日，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等就当地灾情和救灾工作意见致电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军政委员会并转中央。毛泽东在8月5日阅后批送周恩来：“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从8月25日至9月12日，根据毛泽东根治淮河的指示精神，周恩来参加了水利部召开的治淮会议，多次听取汇报，针对会上发生的蓄泄之争，就治淮工作的方针提出指导性意见。
此时的新中国，各项工作特别忙。除了土改、复员工作，还有准备抗美援朝。在治淮的解决办法上，苏、皖、豫三省存在着分歧。8月28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向周恩来转报了中共苏北区委的电报，电报强调了苏北的困难，认为如果当年即行导淮，将改变苏北的整个工作计划，对农业和土改等其他工作影响很大，而且在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上都感仓促。
8月31日，毛泽东阅毕这份报告，批示：“周：此电第三项有关改变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注意。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
周恩来立即按照毛泽东的批示，仔细听取意见，细致做好各方面的协调工作，亲自落实了治淮工作的经费和任务。他对三省的负责人说：“只要你们三个诸侯统一了，就好办了。我向主席汇报，只要主席同意，就这样办了。”苏北是周恩来的故乡，但他反复告诫干部要吸取国民党治淮时江浙人管事，只顾下游，不顾中游、上游，闹地方主义的教训。
9月2日，周恩来又约董必武、薄一波和傅作义等人开会，研究治淮计划。会议决定：（一）治淮必须江苏、安徽、河南三省同时动手，做到专家、群众和政府三结合，新式专家和土专家相结合。（二）到九月订出动员和勘探的具体计划，十月动工。
9月21日，毛泽东收到曾希圣电告皖北灾民拥护治淮的情况，非常高兴。为督促治淮工程早日开工，毛泽东批示：“周：现已9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
同样也是在9月21日，周恩来约傅作义和李葆华谈话，要他们加紧督促实施治淮工程计划。在9月22日接到毛泽东21日的批示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等其他中央领导人，告知关于治淮的两份文件已经送至华东、中南军政委员会审议；治淮工程计划则已经由水利部及各地开始付诸实施，因时机不容再误。
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制定了上中下游按不同情况实施蓄泄兼筹的方针。新中国水利建设事业的第一个大工程拉开了帷幕。当人民政府决心根治淮河的消息传到淮河流域的时候，数千万群众热烈拥护中央治理淮河的决定。
同抗美援朝一样，治淮工程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父子齐上阵，兄弟争报名，妇女不示弱，夫妻共出征”。百万民工和工程技术人员奋战在治淮工程的工地上，“紧张、愉快地劳动着。这是自古以来都没有听说过的大事情。”这番情景也深深感动了到工地视察的傅作义和李葆华等人。傅作义在文章里写道：“我所看见的一切，真是满眼都是力量，满眼都是希望。”“使我深刻体会到毛主席所领导的革命的意义。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曾经把一个政令、一个运动、一个治水的工作，深入普遍到这样家喻户晓的程度，这是一个空前的组织力量。依靠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政府是深深地扎根在每一个角落、每一块土地、每一个人心的深处，因此人民政府的力量是不可摇撼的伟大。有了毛主席和共产党，我们不仅能够治好淮河，更能够做好一切应该做好的事情。”
治淮工程取得的一个个成绩不断感动了很多人。我国著名学者梁漱溟，曾在1953年与毛泽东争辩，认为共产党不关心农民了。尽管他很快认识到自己的说法不妥，但最使他信服的还是后来参观治淮成果的所见所闻。梅山水库是周恩来亲自主持工作会议决定的治淮工程之一，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水库就拥有了世界上最高的连拱型大坝，联合国大坝委员会主席托兰还称赞道：“连拱坝好，中国人民了不起！”梁漱溟在参观日记中写道：“愚衷心感想甚多，自愧不如共产党多矣！”
治淮工程的成绩也使新中国的形象在海外焕然一新。2011年9月9日，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在大陆一家报刊发表文章：《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文中提到了当年在美国留学的、当今享誉世界的台湾编舞家林怀民。文中写道“林怀民说的是，‘七零年代末，我跟一堆台湾留学生在美国看一个片子，感动得一塌糊涂，觉得，这就是真正的、伟大的中国嘛。’”“那部片子，我至今不曾看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从此牢牢记得了它的名字：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资料对这部1952年出品的片子的解说是，‘淮河发源于河南桐柏山区，全长一千多公里，流域面积二十二万平方公里，有五千八百多万人口居住在淮河两岸。旧社会，反动统治阶级不治水、不修堤，使淮河成为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情况。解放后，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指示，坚定了人们治水的决心。”
根治淮河的决策和淮河水利建设的开展,突出地显示了毛泽东、周恩来人民领袖的光辉本色。这种光辉本色，既体现在毛泽东的战略眼光，也体现在周恩来善于把毛泽东的方略具体化。
参加建设十三陵水库劳动的双重意义
1957年前后在全国一些地方曾发生过群体事件，有的影响还比较大。这使得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意识到有必要在各级干部中加强群众路线教育。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布了中共中央的整风指示。全党整风开始后，5月10日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这两个文件实际上都是4月27日同一天由毛泽东起草的。文件认为，领导者参加生产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有利于及时地、具体地发现和处理问题，有利于改进领导工作，从而可以比较容易地避免和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许多错误。这个文件与关于整风文件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使各级干部不脱离群众。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有着高度的共识。

1958年，周恩来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
新中国建都北京时，百废待兴，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为北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修城内的供水系统。生逢乱世的著名作家老舍，从这件事上看到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在反映北京治水的《龙须沟》中有这样的话：“自打咱记事起，有谁关心过咱门口这条龙须沟吗？……除了咱们毛主席，没有过！”为了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只考虑固有水源是远远不够的，1957年12月，毛泽东经过数次考察并征求了周恩来等人的意见后，决定修建十三陵水库。
十三陵水库于1958年1月破土动工，开始只有民工8000人和义务劳动大军2000人。为了赶在汛期之前完成筑坝任务，北京市委决定发动全市各方面力量参加义务劳动。至5月，每昼夜达到十万人。1958年5、6月间，周恩来三次到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5月25日下午，周恩来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率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来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周恩来站在民工队里往大坝上传土。装筐的民工有意少装一点，周恩来开玩笑地说：“都装这么少，大坝什么时候才能长起来呢？”这些中央领导人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一方面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治水安邦的重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毛泽东希望所有干部不要脱离群众的意愿。毛泽东在当时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强调：像我们这些人是否每年可体力劳动一个月，分几次，目的主要是锻炼思想意识，也可锻炼身体，增长知识。那天，直到晚上七点，毛泽东一行人才返回北京城。
6月12日，周恩来写报告给毛泽东：“昨晚尚昆转达主席关于组织政府部长们去十三陵工地参加一周劳动的指示，今天已经布置。”6月15日，周恩来亲自率领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领导干部三百多人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三百多人中，有部长六人，副部长、副主任六十四人，部长助理五十人，司局长级干部一百七十四人，中央直属机关干部也去了二十多人。那天，天气依然很热，脚下的砂砾都被晒得发烫。水库指挥部的同志刚刚说：“我们欢迎首长们……”周恩来立即纠正说：“这里没有首长，没有总理、部长、司局长的职务，在这里大家都是普通劳动者。”在一天的劳动中，周恩来不仅装料、拉车，而且坚持推了几车石料。当天晚上，他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我和习仲勋、罗瑞卿两同志今日随同他们前往劳动一天，夜间回来，准备参加明天政治局会议，待政治局会议开过后，拟再去参加几天。”6月22日和23日，周恩来又来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在中央的带动下，原本安排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修建的十三陵水库，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当时还有不少的外国驻华使节和国际友人也主动参加了十三陵的义务劳动。
有部描写新中国领袖们治水的书籍写道：“5月25日那天晚上，毛泽东在阅读彭真送来的材料时，写信道，发明‘跃进’一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而在建设中最早使用‘跃进’一词的正是周恩来，周恩来当功不在禹下。其实，在共和国的历程中，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功盖大禹的人物，因为他们从开国之初便下大力治水。”关于那部书提到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功盖大禹的人物，则是概括得很到位的。
兴建三峡大坝“需要一个反面报告”
2008年5月4日，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在访问三峡大坝时说道，三峡工程是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百年以前孙中山先生就有这个梦想，现在终于实现了。
实际上，兴建三峡大坝不但是孙中山的梦想，也可以说一度是蒋介石的梦想。1944年9月，美国政府的重要经济官员纳尔逊受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遣，抵达重庆。他在与蒋介石会谈时认为，只要修好了三峡电站，不愁中国没有发达的工业。蒋介石对此非常满意，特致电罗斯福强调，“纳尔逊先生所提供之意见，余完全赞同。”但是，当时的国民政府贪腐无能，兴建三峡工程完全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直到新中国，孙中山的梦想才一步步变成了现实。在这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对三峡工程的兴建居功至伟。没有他们坚守科学民主原则指导对三峡工程进行的反复调研和论证，还有先期主张建设丹江口水利枢纽和葛洲坝工程积累的经验，后来的三峡工程的主体部分三峡大坝的建设可能今天还在黑暗中摸索。
毛泽东、周恩来等对三峡工程的远大理想与蒋介石等的想法还是有所区别的。蒋介石等人首先想到的只是“发电”。而毛泽东、周恩来等首先着眼于三峡工程在长江防洪中的特殊功能。当国力等条件不具备的时候，毛泽东便提出过“少装机，少投资，先修大坝防洪”的主张。发挥三峡工程水利资源的作用则摆到了第二位。

1953年2月，毛泽东在“长江号”舰上听取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的汇报，提出兴建三峡大坝的远景设想
自1953年2月乘“长江舰”视察到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在五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先后6次和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谈论和探讨三峡工程和长江水利建设问题。1954年长江大水后，毛泽东、周恩来加快了对长江治本工程的筹划。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提议会议安排讨论三峡工程问题，并派飞机把对兴建三峡工程两种不同意见的代表林一山和李锐接到会上，请他们各抒己见。林、李两位早在1956年就在专业刊物上发表了对立观点的文章，争论激烈。毛泽东在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提出了三峡工程建设要“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这个方针是在肯定兴建三峡工程的同时又充分吸收了反对意见的合理部分形成的。就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提名周恩来挂帅三峡工程。周恩来谦虚地说：“这么大的事，还是请主席管。”刘少奇在一边插话道：“周恩来同志能领会主席的意图，还是请恩来同志挂帅。”周恩来答道：“好，我来管。”毛泽东高兴地说道：“好吧！你来管，一年抓四次。”林一山在其《周总理关怀水利建设》一文中说：从1950年初长江委成立开始，周总理就很关注长江的治理开发。在1958年南宁会议上，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工作明确由周总理主管后，周总理过问更多。林一山说，他每次到北京，总理都要他去汇报工作。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深知决策的重要性，始终坚持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坚持百家争鸣、博采众长的民主决策的原则。南宁会议结束后，周恩来于2月26日至3月5日，率领有关负责干部和科技专家共100 余人察勘了长江三峡，研讨三峡工程问题。同行的有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和苏联专家等，林一山和李锐也在这支队伍中。在察勘路上，更多的人听到了林、李对立的主张（据李锐回忆，周恩来没有安排林发言，而安排了与林观点相似的钱正英发言），其他人员也都畅所欲言，讨论十分热烈。周恩来非常重视不同的意见，他指出：“三峡是千年大计，对问题只发展一面，很容易走到片面，为三峡搞得更好，还是可以争论的。”“在今后工作中，还允许有反对意见，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3月25日，党中央成都会议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此前，周恩来已就该文件的内容向毛泽东作了口头汇报。这是关于三峡工程的第一个“红头文件”。
1958年8月，周恩来主持召开北戴河长江流域规划座谈会，提出了“为1961年开工做好准备”的要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议还批准兴建三峡试验坝——丹江口水利枢纽，为三峡工程建设开辟道路。这个先搞丹江口的决策，是一个积极慎重、循序渐进的决策，体现了毛泽东的“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
1966年3月，林一山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关于修建长江三峡大坝的报告。报告说：“长江规划和三峡工程研究，在总理的亲自指导下，按照主席所指示的‘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和‘有利无弊’的方针进行工作。最近几年，根据主席的指示，我们着重研究了建筑物防护，水库淤积和分期建设等三个问题，进一步认识到分期建设更符合‘有利无弊’的方针，大大增加了近期建设三峡工程的可能性。根据当前国家经济发展情况，三峡工程宜早不宜迟，建议中央将这一工程列为第三、第四两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建设项目。”毛泽东阅后批示：“已阅。需要一个反面报告。”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三峡工程的决策一直重视倾听不同的声音。毛泽东不是反对建三峡大坝，而是认为如此重大的项目的决策需要特别的谨慎，既要听正面意见，也要听反面意见，以避免片面性,在比较中达到决策最优化的目的。
1970年12月26日，毛泽东审阅了周恩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给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委会的批示稿。周恩来在送审稿中说：“中央政治局十一月会议讨论原则批准。”毛泽东批示：“赞成兴建此坝。”周恩来曾就修建葛洲坝解释过，他说：“至于三峡大坝，需视国际形势和国内防空炸的技术力量的增长，修高坝经验的积累，再在‘四五’期间考虑何时兴建。”他还指出：“修建葛洲坝水利枢纽，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峡出平湖’伟大理想的实战准备”。12月30日，葛洲坝工程举行了开工典礼。
但葛洲坝工程受到了林一山的反对。对此，周恩来十分重视，他指示林把自己的观点写成书面意见。周恩来在致信毛泽东时，附上了林的书面意见。毛泽东坚持一贯注重在重大工程问题上听取反面意见的民主作风，在后来下发中央关于葛洲坝工程上马的正式文件时，将林一山的反对意见一并发到全党，以提醒要充分重视可能出现的问题，特别提到了“要准备修改设计”。
果然，在葛洲坝工程开工两年后，遇到重大技术难题。正当工程骑虎难下的时候，周恩来以病弱之身，亲自主持召开会议，集思广益，最后决定暂停施工，彻底检查。（据李锐回忆，在一次会议上，“总理说：李锐对三峡的意见还是正确的嘛”。）周恩来指示组建了以林一山为主任的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负责全面“修改设计”。林一山全力以赴，用两年时间就拿出了通常要5—6年才能完成的技术设计，精心组织施工。葛洲坝终于在1974年重新开工。此后建设一直比较顺利。当1991年葛洲坝工程产生的效益基本收回了工程总投资时，昔日反对葛洲坝工程上马的林一山，才完全体会到了建设葛洲坝工程的战略意义：建设葛洲坝的过程可以为建设三峡工程积累经验，奠定基础。正如周恩来所说，葛洲坝工程是为三峡工程作重要的“实战准备”,“搞好了葛洲坝，就是大成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修建三峡大坝重新提上日程。以林一山为代表的主建派和以李锐为代表的反对派多次向中央陈述了各自的主张。社会各界许多人士也通过各种渠道提出了大量的意见和建议。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发扬毛泽东、周恩来对三峡工程民主决策的传统，积极欢迎反对意见，尽可能吸取其合理内核。时任副总理的邹家华在《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的说明》中再次肯定：任何意见“都是从对国家和人民负责出发。这些意见对增加论证深度，改进论证工作以及完善论证结果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毛泽东、周恩来生前都未能亲眼看到“高峡出平湖”的壮观，但三峡工程今日的辉煌足以告慰两位伟人。国际河流组织政策主任白好德(Peter Bosshard)早在2011年就在美国报刊撰文称：“都江堰体现出中国顺应自然的道家哲学，长江上的大坝则是毛主义征服大自然的象征，三峡大坝被视为全球大坝的建设范本”。

来源：党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