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司法》杂志社与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举办的2020年第五届“天平杯”有奖征文，经过评委认真评议，结果现已揭晓：评出一等奖3 篇，二等奖10 篇，三等奖20 篇。我院干警孙代君撰写的《“封城”后的我们》一文荣获本次征文大赛一等奖。

1月18日，正值小年夜，人们如往年一样都赶着回家祭灶王，而我却关心着华南海鲜市场出现的一种新型肺炎病毒。因为这个市场离我家实在太近了，而且这病毒虽然只感染了数十人，但有位老人是因此病去世的。想到母亲也是知天命之人，我很担心病毒被带到我们小区里，影响她老人家的身体健康。

可没预料到的是，仅两天之后，整个武汉都笼罩在这场疫情之中了。在非典病毒防治战役中作出杰出贡献的钟南山院士来到武汉，明确指出了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的传染性，必须做到“早发现、早隔离”。这六个字鸣响了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第一枪，全国各省市随即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

1月23日，武汉暂停了市内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来防止疫情蔓延，许多医护人员只能步行或骑共享单车上下班，这不仅增加了他们身体上的负担，在心理上也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每次看到在医院工作的朋友们说今晚要走多久才能回家的时候，我内心倍感煎熬。

当时，武汉的各大医院都住满了病人，防护物资又紧缺，医护人员付出的实在太多了，他们已经是拖着疲惫的身躯工作在最危险的抗疫第一线，不能再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消耗在上下班的路上！哪怕疫情如同魔鬼，我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法院干警，都应该挺身而出，替他们保驾护航！于是我找到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组建了一个义务接送医护人员的微信群。这个决定让我从此成为了抗疫志愿者，出入在疫情防控阻击战的第一线，亲身体会这场生死搏击中的风雨和感动。
1月24日，我们的群里只有十来个人，随着大家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发布了入群的二维码后，很多志愿者朋友和医护人员加入了进来。我们通过群公告，通知进群的义务司机备注好自己的姓名、所在区域和车牌号码，医护人员备注好医院名和姓名，以便于进行管理和安排接送。

在大家的努力下，群里的人数很快攀升到二百多，此刻我也对接好了自己的第一次运输任务——给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送一批护目镜。这批护目镜并不是医用护目镜，而是我们群里一位游泳爱好者收罗的一批潜水泳镜。在当时医用防护物资十分匮乏的情况下，这样的护目镜已经是很好的隔离装备了。物资送到后，有一位头发稀少眉毛却很浓密的医生走上前，想向我们表达感谢，伸了伸手又收了回去，最后就只是冲我们点头示意了一下，我想应该是为了避免接触传染，所以没有和我们一一握手吧。我看见那双手上的皮肤仿佛被水泡过很久一样，指甲边都泛着白，手指骨节处也磨破了皮。可见这位医生应该长时间戴着橡胶手套，并且反复用酒精消毒过双手，他工作强度肯定非同一般。几天后，我看了报道才知道，他就是张定宇——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一位身患渐冻症却坚持工作在防疫第一线的好医生。“我不能休息，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病人”，这是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的。

1月25日，群里医护人员的人数迅速增多，义务司机供不应求，拼车成为解决用车问题的最佳途径。但拼车加大了交叉感染风险和调配难度，对此我们建立起接送供需表，将义务司机与医护人员需求信息按区域登记，并让热心的医护人员为我们系统讲解防护注意事项。

通过表格的匹配，我接到了接送武汉市第一医院周娟护士的任务。周娟是我义务接送的第7位医护人员，她本打算过年在家陪孩子的，疫情发生后，她主动申请到了急诊科。为了保护孩子不受感染，她把孩子送去父母家，然后自己赶回来上班。我们一开始是约好在26日早上6点50分，接送她和同在急诊科的黄璐护士一起去医院的，可在25日下午，武汉发布了私家车限行禁令，所以第二天我的车有可能被禁行。面对这一突发情况，她果断收拾好衣服行李，叫上黄璐在小区门口集合，并通知我两个小时后送她们去医院。我送她们到离医院还有五六百米的时候，周娟示意我靠边停下，她这是因为觉得医院周边传染系数高，不想我冒此风险。我通过后视镜看了看她清澈的眼神，并没有就此停车，而是一直开到了医院门口。我当时真的找不到言语来形容自己的心情，直到同事李岩，在送他当护士的爱人上班时，发在微信朋友圈里的一句话，才让我找到了最准确的描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我们是战友啊，怎么忍心让她们走这门口的五百米呢？

1月28日，政府开始统一安排社区通勤车辆，并征用酒店给医院解决医护人员住宿问题，一些出行平台也组建起医护人员保障车队，医护人员的上下班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只剩下少部分情况特殊的需要志愿者补充运载，政府也对志愿者接送医护人员的车辆准予通行。
一日，我还是跟平常一样，在群里翻阅着医护人员的用车信息。我看到有位李妙护士的信息中，载明的出发地离我家很近，于是就加了她的微信，详细询问后就动身去接她。接到之后发现，李妙是一位1997年出生的湖南籍女孩，在长沙上学，刚刚大学毕业到同济医院工作几个月。我这次是送她去上早班，她很活泼、乐观，她说这才离开老家一次就被留在外地过年，只能通过视频跟家里联系，还说虽然院里有几百个专车名额，但是她没有申请，让给了更有需要的同事。她解释道：“我租的房子离同济不算太远，也年轻一些，实在不行可以骑车上班。”李妙比我小近十岁，工作在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最前沿却没有任何怨言，哪怕辛苦自己，也处处为同事着想，这种牺牲精神与我当志愿者的初衷如出一辙——后有所继者，道不孤也！ 

1月30日之后，群里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义务司机代表，其中最为勤勉的，就是“劳模”高宇。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大年三十都在外送人，最多的一天接送12人次，足迹遍布武汉各大医院。他的朋友们觉得他年纪大了，都劝他不要乱跑，毕竟他不懂专业防护，也缺乏防护装备，这种情况下接触医护人员，很容易感染。但他总是回答道：“我身体好，没事的”，然后继续接送医护人员。有时候他会在群里说起，谁不担心被感染？更担心的是感染后传给家里人，每每想到这些他都不愿回家休息。“作为一个武汉人，我不能逃避，只能勇敢面对”，他的这句话深深触动了同样在武汉的我，我们都应该勇敢面对，并为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2月6日，我得知自己送过的一名护士出现了感染症状，社区要求我在家做好自我隔离，并每天报告体温情况。我立即停止了志愿者工作，按要求在家里和我的母亲一起隔离。虽然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我有些忐忑不安，但忙了这么多天，能陪妈妈吃个午饭也是好的。看着桌上简单的饭菜，不禁想到在前线拼搏的人员背后，不也是这样一个个的家庭么？他们也多么盼望着能一家人开开心心地吃上一顿饭啊！

2015年，我的父亲去世了，母亲仍然支持着她唯一的儿子勇敢向前，就像多年前她支持她的丈夫出警一样。当志愿者时，她早起做好饭让我带着去接送早班医护人员，并嘱咐我：“有人没吃饭的话，就给别人吃，回来我再给你做。”每次回来，母亲都会督促我换鞋、换衣服、洗手、消毒鞋袜。每次她都会一直看着我，从走出去关门到听见离开的脚步声。这样父母与儿女、夫妻之间送别的画面，我相信全国的各个角落都在一遍遍地轮动着。疫情是残酷的，但家庭是温暖的，我们是有爱的！

在被隔离的日子里，我回顾起这段志愿者经历，很多细节仍然在眼前。我将铭记那些还活跃在这座英雄城市里的人们，比如我们群里的义务女司机吴北萍、收留留守儿童的朱晓东、“地表最强物资搬运工”闸文俊、义务在线答诊的小护士陈卉、义务讲解防护知识的王珂等等，是他们勇敢地逆行，将义务志愿者的火种传播开去；我将铭记和我们群一起协作过的“革命的N块砖”群成员，他们真的是做到了哪里需要哪里搬，物质运输、清洁消毒、医护人员返汉，甚至是外省支援来的同志所住酒店缺一个厨师，都有志愿者来做，他们无惧险阻也不怕辛苦，将敢为人先的精神贯彻到底；我将铭记那次去医院帮忙搬运物资时的场景，我们小心翼翼地将来自全国、全世界的支援物资整齐放好，因为我们知道这里面凝结着众多中华儿女宏伟的愿景，是一份份祝福、一颗颗真心、一次次鼓励。有位年长的志愿者跟我们说：“这都是可以挽救武汉于水火、保障医护人员生命安全的东西，不敢辜负啊！”

“不敢辜负”四个字，如烙印一般烫在我心口，这是责任也是担当，是紧密联系起每一位抗疫仁人志士的力量。我想，这样的武汉，这样的人民，我们凭什么没有信心战胜这场疫情？

我真的很喜欢武汉，喜欢二环线上盛开的月季，江滩的风筝和芦苇；喜欢粮道街的小吃，昙华林的手工；喜欢琴台的音乐，沌口的泳池，这里的一切都已经与我密不可分，像极了史铁生在《我与地坛》里描述的，那种偶然却又无法忽视的归属感。

面对这场疫情阻击战，我深知“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的道理，所以我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将自己的力量融入到武汉的抗疫斗争中去，与全国所有奋战在一线的同志们一起，给武汉加油。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一位医生换隔离服时给记者的答复，我辈共勉之。